那么，对口供补强到何种程度即可认定其真实性？或者说在口供补强规则基础上应当如何选定证明标准？笔者认为，可以低于内心确信的高度，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所谓“高度盖然性”，是指口供与补强证据结合起来，能达到案件事实高度的可能性。这种高度的可能性是实体真实主义与形式真实主义的兼顾。如何把握这种“高度的盖然性”？总的来说是法官对事实真实性的把握不必达到内心确信的高度；对于补强证据只求确实，不求充分。具体来讲：一是现有证据之间能够大体上协调一致，相互印证；二是对无罪证据要有基本合理解释，能够大体上排除其真实性，否则应疑罪从无；三是口供与补强证据之间没有明显的矛盾。
为保证被告人放弃沉默权前提下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顺利实施，还应当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第一，在正式庭审前设置一个被告人认罪程序，对于被告人认罪的，适用简易程序。第二，充分发挥律师的协助作用，保证被告人在坦白前与辩护律师有充分的协商，完全明白坦白的法律后果。为此，对于此类案件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的，应当为其指定一名律师。第三，在庭前认罪程序中，应当详细告知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务必使其明白承认有罪的法律后果，并由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在权利告知书上签名。第四，规定此类案件不可申诉，即使将来发现新的证据足以使案件事实大白于天下，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的，也不予以国家赔偿。第五，为鼓励被追诉者坦白罪行，可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的做法，适当允许控辩双方就量刑进行交易（但不可允许就罪名进行交易），以落实“坦白从宽”政策。
【作者简介】
杨文革，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巫宇甦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陈克艰：《〈罗生门〉与〈红楼梦〉——认识论二题》，载《南方周末》2007年3月1日第C21版。
参见刘远航编译：《汤因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有研究者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有两大作用：一是引导作用，二是印证作用。公安机关往往看重前者；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则主要侧重于后者，即口供的印证作用，一般在审核认定证据时与案件中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从而确认案件事实。参见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在英国历史上，法官曾经认为，“真实的口供将会使这个人的罪行清楚无疑。”参见John Henry Wigmore，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Law，Volume 3，Little，Brown and Company 1970，p 303．
我国古训《增广贤文》上说“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西方文化源头《圣经》中处处可见“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的说法。
参见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冯定：《平凡的真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页。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乔治·勒瓦索、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0页。
［美］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9页。
［美］欧文·费斯：《如法所能》，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202页。
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美］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2页。
笔者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论述，请参见杨文革：《论刑事诉讼中的“真实”》，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3期。
参见肖源：《南京血案：三缄金口能否救他一命》和《“零口供”的实践难题》，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7月26日第6版。
Morgan v．United States，298 U．S．468，481（1936）．转引自［美］欧文·费斯：《如法所能》，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1997年联合出版，第299页。
William T Pizzi，Trials Without Truth，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p5．
［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1997年联合出版，第306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