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那么，人民群众除有选举权（权利）外，不能直接享有和行使国家权力，或者必须周期性地转让它的权力，那么人民岂不处于无权力的地位，又如何对它所托付出去的权力加以制约呢？这的确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所遇到的难题。所以，有的西方学者因而认为：“只有在选举的时候人民才是统治者，过后就成了奴隶。”{1}而在各次选举之间，这多少反映了迄今民主制度的缺陷。因为，只有选举之日才是人民群众显示其政治权力之时。所有参选的政治家都必须听命于选民的意志，服从选民的集体选择。也只在这个时候，政客们十分驯服地向选民“拜票”，顺从和允诺人民的各种要求，人民的权力显示出至高无上的统治力。（这里只是假定选举是真正民主的，而事实远非如此。）而一旦他们当选从而获得人民的授权之后，他们就可以运用其掌握的国家权力为所欲为，不惜背弃他们竞选时的一些诺言。而人民大众这时再也不拥有国家权力对他们的权力进行制约，而只能听命于国家权力的摆布了。所以，选举之后，也就是人民沦为奴隶之时。
当然，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在国家权力之间可以相互制衡，但这只限于统治机器内部的制约，虽然可以收到防止权力腐败与专横的一定效应，但人民却是处在这架密封的权力机器之外，没有或很少可能以人民权力来制约国家权力。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理论上（或宪法上）人民（作为整体的人民和普通民众）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一直享有国家一切权力，能对人民所选出的政府进行权力控制与监督的。但毋庸讳言，按我国现今的政治体制，也同样只是在选举的时候人民群众有选择受托人（人大代表）的权力（姑且不论候选人大多是指定的）；而且县级以上（直至全国）都尚未实行直接选举；再则，我国也不实行人民公决制，人民群众在修宪和立法上不享有创制权与否决权，不能直接以人民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代议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其一种形式），因而也不是直接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的代表机关“代表”人民作主。如列宁指出的：苏维埃政权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2}在理论上，作为“先进阶层”的“人大代表”应当是能够代表人民、为了人民而行使权力的。但也难完全避免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脱离人民、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的情况发生，甚至转而侵犯人民的权益，使“代表”人民掌权变为“代替”人民掌权，使“人民的权力”蜕化为“对付人民或统治人民的权力”。[3]这在国际社会主义实践中是有足够的教训的。所以列宁曾经提出：人民必须“保护自己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3}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实际掌握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总是属于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上或立国理念上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统治的国家，也不可能由全体或多数人民群众直接来统治一切，[4]而只能是由代表人民、为了人民的“精英”来行使国家权力。因而国家权力也只能是人民中的少数人在实际掌握与行使。（即使像巴黎公社那样的人民革命专政，也是如此。）这是否意味着人民永远是无权的，人民不可能“当家作主”呢？当然不能这样说。“人民当家作主”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只要真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能代表人民、为了人民的人在掌权，也就可以说人民是在当家作主；而不必是人民中人人（即人民群众）去“作主”，这事实上也不可能。而且，民主并不在于人民的多数是否能亲掌政治权力，而在于人民群众能否有效地驱使并制约实际掌权者这个人民中的少数，按照人民中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行使权力。亦即在于人民是否能够“驯化”国家权力，“驯化”实际掌权者，将之纳人人民意志的轨道，并遏制权力的扩张与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