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理性发展的构想
（一）制约因素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是一个由监督主体、监督对象以及监督职能构成的有机体系。监督职能依附于检察机关并限制主体的行为，进而作用于监督对象--法院，确保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1.监督主体的因素。一是理念偏差。在实践中，有的检察人员还存在“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错误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监督效果，如主要围绕定罪的事实和证据进行监督，片面追求案件的定性准确，轻视对量刑结果特别是附加刑的审查；只看重对被告人的实质性处置是否恰当，忽视裁判过程是否存在程序缺位或疏漏；注重对重罪轻判案件的监督，忽视对轻罪重判案件的监督等。二是角色冲突。在检察机关内部，刑事审判监督与指控犯罪职能通常由同一公诉人行使，由此引发了因一个主体兼任双重职能所导致的诉讼角色冲突。当公诉人同时扮演上述不同的角色时，很难完全超脱控方立场，以平和的心态来履行审判监督职能。三是力量有限。近年来，检察人员承担的任务不断加重，除了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把握之外，还要制作量刑建议书、准备量刑辩论，以及释法说理、为弱势群体提供援助、制发检察建议等大量社会性工作。然而，现有的监督力量配置尚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公诉部门为例，2008年与2005年相比较，全国公诉案件量增加了13.37％，而公诉人员仅增加了6％，其中具有检察员法律职务的人员反而减少了6％，30岁以下人员增加了14％。[15]四是利益驱动。检察官无论作为一个自然人还是职业共同体，都会受到欲望、情感等主观因素以及现实利益的影响。例如，为了在绩效考评中多得分、转移被害方上访的矛盾或维护检察机关时所谓“面子”，对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乱抗诉；碍于人情、关系或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对应当抗诉的案件特别是职务犯罪案件不提出抗诉，甚至与法院达成“你消灭无罪，我消灭抗诉”的所谓内部协议。
2.监督职能的因素。一是监督的法律依据不够明确。由于我国刑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宽泛性，给法官留出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刑法中存在大量的“情节严重”条文，对缓刑适用、罚金刑适用、酌定量刑情节缺乏具体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收集、审查和判断规则的规定不够具体，对延期审理次数、法律文书送达期限等未明确规定，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使检察机关认为审判不当，也很难进行监督纠正。二是监督存在薄弱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对公诉案件的审判监督作出了具体规定，对于刑事自诉案件、简易程序案件、被告人上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法院自行启动再审案件、死刑复核程案件，以及人民法院自行决定逮捕及变更强制措施和庭外调查等方面，没有规定相应的监督程序和手段，导致检察机关对上述案件或环节的监督基本上没有开展。三是监督手段相对单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刑事审判监督手段既包括发现审判违法或错误的手段，如审查法院裁判、出席法庭、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等，也包括相应的纠正手段，如抗诉、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等。随着刑事审判活动的多样化，上述监督手段的单一性日益彰显，难以满足刑事审判监督理性发展的需要。四是监督的效力不足。抗诉具有直接启动人民法院再审程序的效力，然而其有效性只限于被法院采纳的范围，即使检察机关依法一抗到底，法院也始终可以“裁定驳回”；检察机关在向法院提出纠正审理违法意见时，如果遇到法院表面上接受纠正意见而实际上不予接受或不予理睬时，往往束手无策，极大地打击了刑事审判监督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