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政治生活中，温情脉脉的儒家同时辅以冷酷无情的法家，自然是因为道德权威与工具性暴力在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面向缺一不可之故。但今日试图恢复儒家道统的知识分子，往往只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而对法家之“非人性化”性格不置一言，似乎在传统政治生活中，单靠儒家就已足够完成治理的任务，实难让人信服。事实上，儒家在面对治理层面的缺陷与僵化，在晚清“理”与“势”之争的语境下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论，就已反映出儒家在面对现代化浪潮时的措手无助。因为这表现了儒家在面对西风东渐的一个重要软肋，即在以平等、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社会，儒家的“内圣”一面固然仍可延续，但在现代化的大规模治理方面已遇到无法应对的现实挑战。一种只强调道德精神性权威与内部控制的政治型态，显然不能满足现代政治的需求。但今日持儒家道统论者一方面享受今日之现代化成果，却视“反传统”为洪水猛兽，殊不知今日之现代化，实与五四肇始的反传统运动难脱观念上的关联，在此过程中所传播的各种现代政治观念，如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等等，本身就已构成自由宪政思潮的基石，奈何今日年华不再，便又重拾“传统”，反视亲友为仇雠？
正是这般看似故意的“忽略”，这些鼓吹儒家道统的知识人构建出与五四一代激烈反传统者截然对立的历史蓝图，似乎传统政治道统之失落，并不是因为儒家自身在因应现代社会时所固有的缺陷，而是这百年来的“反传统”被少数知识分子误导所致，于是撷取“道德化”的面向来为传统政治张目，而对儒家治理层面的缺陷不作任何检讨与反思。在这种历史建构的策略底下，教条化的复古路线开始浮出水面，儒家重被奉上政治的神龛。
更具迷惑性的是，这些“政治儒家”试图通过儒家符号将自己与“文化儒家”混淆起来，在社会层面上能够得到那些传统文化同情者的呼应，尤其在今日国人重新认识传统的时机，许多人对于传统大多采取简单的“两个凡是”态度：凡是传统的必须支持，凡是西方的必须反对。这无疑为政治儒家奠定了所谓的公众舆论需求，而未看到儒家道统论所蕴含的种种迷思与陷阱。
建立“儒家道统论”，势必存在这样一个假设，即政治实践的主体不是民众，而是肩负道统的精英知识分子。关于这一问题，首先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儒家的道统本就有多条相互竞争、彼此冲突的线索，无论从孔子所奠定的“有德无位”的“素王论”，到汉儒董仲舒借助宇宙论构建的“天人秩序说”，直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两条不同的儒家路线，其实都显示出儒家道统在历史上的复杂性，绝非如今日某些知识分子所想象那样，存在一条无可争议的道统线索。其次，从今日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来看，儒家型态的知识分子是否有权利重新以社会精英的面目，至上而下地在政治实践中扮演道德与权威的典范，在如此多元与分化的社会背景下，恐也值得商榷。持此观点的知识分子或许认为，自由宪政的转型从西方宪政史来看，基本都是精英主导的秩序演化，因此中国的宪政建立，自然无法脱离精英的作用。但这一看法显然无视1949年之后知识精英阶层早已秋叶飘零的事实，试图在当下生造出一个身负道统的儒家精英阶层，这种近乎“头脑风暴”的思想实验，固然可以与西方宪政史的经验相互映证，但却有“关公战秦琼”的时间错置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