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旦儒家重回政治意识型态领域，却也带来了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在经过五四以降的诸多反传统运动后，知识分子群体已经普遍放弃了儒家思想资源，如今出现如此迅猛的儒家回潮，无疑短时间让人目眩神迷，不明白儒家与自由宪政的嫁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内容。但持此论调者，却已在宣称，可以走出一条“中国模式”的东方政治道路，而与西方主流政治价值作出区隔。

　　将儒家视为政治道统，意味着在今天不再将儒家局限为一种修心养性、教化德性的文化传统，而是强调儒家在政治层面上的“本土化优势”。也就是说，儒家不仅在政治的价值层面有西方自由宪政传统所不逮之处，而且在治理技术方面也具有其独特的“先发”优势。

　　那么历史与现实真如这些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样，儒家在政治层面的价值果真有其独到之处，以至于我们可以自信地回答，在现代政治的价值层面和制度设计方面果真可以告别西方，重拾传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需要读者暂时放下心中习惯性的“传统亲切感”与“文化自豪感”，毕竟我们并非在探讨心灵的安顿、文化的传承，而是在探讨现代社会中，该以何种合理的政治价值与制度来实现公平与正义，让政治秩序得以稳定的转型。

　　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孔子发展“仁”与“礼”的观念，大致是试图用精神╱道德性的力量作为政治的基础，如“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是明证。但从历史层面看，以精神—道德性的维度构造政治秩序，常常需要“刑”、“法”层面的补充与救济，这其实并非儒家的特有缺陷，汉初的黄老学说即为道家与法家相互融合的结果，工具主义的法家在政治控制的效用方面，也历来成为皇权极为重视的资源，所以才有汉宣帝那句著名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后世儒家兼重“礼”、“法”，如董仲舒就认为“刑”、“德”不可偏废，由此大致可见儒法二家已逐渐合流，这也显示出儒家的“德治”与“礼治”本身不足以担当政治治理的任务，而更接近于一种杂道德和法律为一体的治理模式。

　　不过发此保守论调的知识分子，并不大强调传统政治中的“儒表法里”结构。儒家以人伦基础所建立的礼治及德治，除开乡土社会的宗族基础之外，也自然需要这一重要的法家治理思维。大体而言，法家思维视民间社会为一被控制、被管理的对象，强调严刑峻法的秩序维持作用，进而突出国家的地位，轻忽个人的政治地位。所以我们才会在所谓的“德治”历史背后，在史着中读到大量关于酷吏的记录。所谓“酷吏”，乃是以严刑峻法来实现治理，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但悖论的是，“酷吏”本身并不是为实现法律的治理，而是充当政治权力的手段，目标是保证皇权的延续。在此条件下，随着儒家以“礼”入“法”的完成，也让伦理性的“礼”之秩序逐渐演化为僵硬的纲常名教制度，与孔子设礼之精神，已有相当的距离。但毫无疑问，儒家在传统社会的“治理”制度层面，固然可以借助宗族社会来实现某种程度的道德权威效用，但却是在融合了儒法的“礼法”制度前提下，才能完成此项治理重任，其自身无法单独应对大规模的治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