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人权”、“民主”、“科学”这些概念，是为了铲除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打倒维护旧礼教的“孔家店”，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自由。这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中世纪封建主义神学统治十分相像。了解这段历史，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进行国际人权对话时，是有共同基础的。
二、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化和人权观念的拓展
中国人是在学习西方的人权思想过程中，接受这一现代文明理念的。但是，历史也给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中国人拜西方为老师，老师却欺侮和凌辱学生，并不尊重和保障学生的人权。于是，历史按照自身的逻辑，把中国人从西方学来的人权思想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包含中国经验的人权思想。
历史的实际进程是这样的：就在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引进和学习来自西方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发生了。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日本政府乘机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并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在会上提出取消日本的“二十一条”，将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权应该无条件归还中国等，但是这些正当要求都被拒绝了。巴黎和会的决定激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激怒了刚刚接受了人权、民主、科学理念的青年知识分子。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大中专学生，走上了街头，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
这场由青年学生为先锋队，最后发展到工人、商人都参加的群众性爱国主义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考察一下在中国近代史上各种各样的风云人物，不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或受这个运动影响的。甚至像五四运动前已经成名的孙中山等老一代革命家也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种影响，也体现在人权问题上，这就是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中认识到了，在一个任人宰割的国家，没有国家的主权，就没有个人的人权。也就是说，中国人个人要有人权，首先是这个国家要有国权，即集体人权。
中国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在批判自己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时接受了人权观念；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化，又使中国人在批判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时深化了对人权的认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