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变革与人权事业的进步
李君如
【关键词】文化变革；人权事业
【全文】
人权，是因其为人而应该享有的权利。而人不仅有其自然属性还有其独特的社会属性，包括能够思维并有文化这样的高级社会属性。文化对于人的作用也体现在对人权内涵和人权价值的认识上。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差异，都是同文化上的差异相联系的。我们无法改变各个国家文化上的差异，但可以通过文化交流了解并理解这样的差异，从而增进在人权问题上的认同。在人权问题上，我们历来主张对话，而不是对抗。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为了使这样的对话更有成效，必须增进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这里，我重点介绍一下中国人怎么样在文化的变革中深化对人权的认识的。
一、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人权观念的引进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人权”这个概念不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而是一个舶来品，是从国外引进的。具体地说，是在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从西方引进的。
那一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次年更名为《新青年》的《青年杂志》。在这一杂志第1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的《敬告青年》这篇著名文章中，他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由这篇文章带头，古老的中华大地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篇文章提出的“科学”与“人权”，后来转换为“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基本口号。
之所以要提出“人权”、“民主”、“科学”这些口号，是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着一场深刻的民族危机。1840年中国在同英国的鸦片战争中失败后，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和发展，中国的志士仁人先是认为中国的危机是物质文明危机，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结果还是在1894年至1895年中国同日本的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这以后，中国的志士仁人认为中国的危机是政治制度的危机，转向学习西方的代议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结果在封建势力的扼杀下失败了；1900年，即在中国告别19世纪、进入20世纪之际，英、法、德、美等八国联军还占领了中国首都北京。伴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人们的思想困惑也不断加深。特别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实行多党制、内阁制、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是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刚使国人兴奋起来，政权就落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又陷入了连年内战和动乱之中。人们曾经以为可以救亡、并能够使中国发展起来的种种措施，经过尝试都失败了，这使人们的困惑进一步加深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科学技术的危机，也是政治制度的危机，但更为深刻的是文化的危机，中国的救亡和发展仅仅靠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还不行，还要有一个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人权”、“民主”、“科学”这些发源于西方的概念，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文化危机引进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