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个认识来自于中国民族救亡的实践，但是反映的是强权政治盛行的全球人权的特点。正如60年前联合国签订《世界人权宣言》时所说的，发布这个宣言是“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也就是说，把一个国家的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结合起来加以尊重和保护，并不只是中国在国际共识之外另立标准的人权观念。
三、应对中国民族危机和人权观念的深化
1919年的五四运动产生的最大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脱颖而出，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革中出现的最大历史事件。
马克思主义这种新文化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首先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自身矛盾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深刻性；其次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伴随着列宁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对华不平等条约的消息传到中国后，让中国知识分子看到马克思主义将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再次是因为实践也证明不走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中国要解决民族危机根本没有希望。这里，最为典型的是毛泽东，他在五四运动开始时并不最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决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想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大谈人权但却是人的异化的社会，是无产阶级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而没有丝毫人权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口号，提出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人权的主张，毛泽东以他切身的体验，说过：“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简单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包括人权问题。因此，毛泽东先是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后又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权主张。
比如，在领导农民运动时，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在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必须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