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类方法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主导性的推理模式，对此，学者们早有定论。崔清田先生在《中国逻辑的推类》一文中有着非常详尽的说明与论证。李贤中先生也认为：“在中国哲学的推理思维方式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藉着’体证‘而非’论证‘……这种修养功夫并不排除心中推理的作用，其推理方式也就是以’推类‘为主。”[13]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方法视为中国典型的推理范式，是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国人一直使用这一方法进行论说言辩。如孔子在论述自己的求知方法、教育思想与伦理思想之时，大量运用了推类方法，《论语·学而》就有通过“举一反三”而达到“告诸往而知来者”之语。孟子认为，我与人是“同类者”，“同类者”必可举出“相似”之处，人最重要的“相似”之处是“心之所同然者”，这样，在人我之间就能够也应当“举斯心加诸彼”，“善推其所为”。先秦后期的大儒荀子更热衷于“推类”方法。荀子认为，事物有不同类别，同类事物都有相同的事理、规律，亦即“类不悖，虽久同理”。[14]由于荀子认识到“物各从其类”，同类则同理，所以他的正名、立辞、辩说以及循令执法都强调以类为基础和根据，以推类为可行的方法。荀子还将“推类”方法引入辩说和政事，并提出“推类不悖”的原则。这表明到了苟子之时，儒家已经将推类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在实践应用方面也更加纯熟。汉朝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国定于一尊，推类方法也逐渐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主导型推理范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思想家的说理方法中得到印证。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就总结出了“连类比附”的方法：“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15]他认为，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穷通天下万物之事理，“《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妙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无可疑也”。[16]董仲舒使用的无非是推类方法。其后的重要思想家王充、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进一步使用“推类”方法阐明自己的观点，与当时的有神论思想进行斗争，这就使得推类思想从先秦以来代代有传人，一路绵延不绝，终成代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典型推理范式。
推类方法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前面说到的“类似于涵摄式的推论”，这与国人拙于理性思维、不太愿意受到形式的羁绊、长于意象性思维有很大的关系。在法律适用领域，“推类”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比附方法（或“比”的方法）。陈新宇在《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一书中对“比附”这种中国传统的法律方法做了专门的研究。[17]将“比附”与“推类”方法视为同一方法。所谓比附，既指一种比较成事或相关法律进行判案的行为，也指所引用的案例、成事本身，还指称法律适用的方法，比附方法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定罪方法。其使用可谓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早在三代时期，罪刑擅断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上下比罪”。《尚书》最早推出“上下比罪”的原则：“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18]《尚书·盘庚》中也有“有咎比于罚”之语。到了汉代，“比附”的使用达到高潮，其证据就是“决事比”的广泛应用。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在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19]到了汉宣帝时，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比汉武帝时又增其数。降至成帝，“决事比”的数目又有了很大的增加。由上可知，在汉朝时，使用“比”的情形较引用正式法律规定要多得多。汉以后，这种情形有所改变，很多朝代都明确地规定，只有在“罪无正条”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比”的方法，在“罪有正条”的情况下，司法者显然只能做“类似于演绎性”的推导。但是，据学者王侃考证，在唐律中，广为使用的法律方法（举重明轻，举轻明重）仍然是“比附”的方法。[20]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还是由于我国古代没有总结出完整的演绎推理理论，因此学者们不能自觉地应用演绎方法，在许多案件中还是会不自觉地诉诸比附的方法，以求得案件的判处结论。并且，我们注意到，后世的司法者们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恰当地使用“比附”的方法进行了总结，发展出了“比附”的原理。如在清代时，山东司的司法者明确地说道：“审理案件遇有例无明文原可比附他律定议，然必所引之条与本案事理切合，即或事理不一而彼此情罪事无二致方可原照定谳，庶不失为平允。若不论其事理，不酌其情罪，徒执一二句相似之文率定爰书，殊失立法本意。”[21]由上观之，“比附”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法律实践中最有代表性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