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样的端倪：在欧洲大陆，由于受到唯理论哲学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将逻辑视为法律方法的核心，视为法律适用之生命所在，这导致“概念主义”甚嚣尘上。然而，反逻辑的“自由法运动”又导致人们在法律方法问题上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左右震荡之后，终究要回到以承认逻辑方法起基础性作用、其他方法起补充性作用为旨归的正确轨道上来，故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理性的回归”。英美法国家大致也走过了类似的道路。如在美国，先有兰德尔的法律形式主义，后有霍姆斯、卢埃林等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最终又回到了哈特所观察到的中庸之道。
法律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在法律方法中，逻辑必然处于中心的地位，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人们追求“同样的情形同样处理”，这被认为是正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逻辑所具有的思维“保真性”的作用，正好能够满足人们对“确定性”、“可预见性”的追求。除了逻辑方法以外，其他的非逻辑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法律修辞学、法律论证理论等等，同时，承认直觉、经验在法律推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逻辑的局限性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简而言之，法律方法是以逻辑为中心、以非逻辑方法为补充的体系，只有这一体系中的所有方法共同作用，才能够保障正义的最终实现。
二、法律方法上的本土资源
与西方的法文化特别强调形式正义不同，中国传统法文化更强调实质正义，因此，对于法律方法与程序研究得不多。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没有使用一定的法律方法。中国是一个具有制定法传统的国家，必然存在着与制定法相伴生的法律方法，如立法时使用的类型化方法与司法时使用的“类似于涵摄的方法”。之所以称之为“类似于涵摄的方法”，是因为从结构上看，这种方法有着类似于三段论方法的三段式结构，但它又与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三段论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即：这一推理并不是以外延为基础而进行的，相反，很多时候却是以内涵为基础而进行的，因此，推理的结论不具有必然性。[9]如在《墨子·小取》篇中曾有这样的推理：“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从表面上看，这不就是三段论推理吗？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之整理为标准的三段论：白马是马，某人乘白马，所以，某人是乘马；获是人，某人爱获，所以，某人爱人。但是，如果接着看墨子的推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原先的判断大错特错了，因为墨子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道：“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10]由此，我们了解到，墨子实际上不是在进行三段论推理，而是使用一种他所称的“侔式推论”，[11]这种推论的结论是否可靠，依赖于使用者的价值判断，因此，它与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三段论推理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墨子所进行的推论是一种内涵性推论，这种推论并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墨子所使用的这种推理论式，我们绝对不能将之误认为三段论推理，学者们不可不慎！
以上说到的是，在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时，我国古代的司法者们会做出“类似于涵摄式的推理”，但在法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者们又将如何呢？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包括司法者们）发明了一些独特的法律方法，那就是推类方法。[12]
所谓“推类”，就是一种以类为基础、从已知推导未知的思维过程。如果单从这一定义来看，它似乎与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学中所说的“推理”无异，其实不然。虽然“推类”这一概念之中的“推”概念具有推论的意思，但是“类”这一概念与西方式的、建立在科学的分类学基础上的“类”概念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概念是一个内涵概念，它不仅是含糊的，而且是不系统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推类”方法与西方逻辑中的“类比推理”是根本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