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
在如何建构中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的问题上，学者们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全盘西化论”；二是融合论。所谓全盘西化论，指的是全盘引进西方的法律方法，完全摈弃中国传统的法律方法。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既然我们今天颁布的法律大多不过是西方法律的移植，那么，在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时，自然应当同时引进与之相配套的适用方法，因为西方的法律文化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应引进表层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而且应引进深层次的法律思维方式；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方法本身发展不完善，并且具有太多的缺点，因此，应当完全抛弃。持该观点的人，常常习惯于将中国传统的法律及其方法视为“落后”的代名词，而将西方的法律及方法看成是“先进”的，如此，抛弃中国传统的法律方法似乎顺理成章。支持该观点在当下的中国虽属少数，但其影响力不可小视。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着强势的西洋文明“全盘西化”的论调此起彼伏，出现在各个领域，但持这一观点的人无一例外地在理论上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在实践中也难以前行。因为无论在哪一思想领域，“全盘西化”都是不可能的。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对人类的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已经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思维方式，这些东西无法彻底消除。我国的古代法律也是人们生活经验的一种总结，它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这些烙印是无法消除的。正如历史法学派所强调的，法律是每一个国家、民族生活经验的一种总结，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一国家的法律打上“落后的”或者“先进的”标记，因此，在法律领域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法律制度，但是，它们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虽然被移植到了我国，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且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是基于以上的理由，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建构我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时，我们应当充分吸收本土资源与西方经验中的优点，舍弃其缺点。
在肯定了要“熔中西方法律方法于一炉”这一大前提之后，如果不小心的话，又可能会滑入谁为主、谁为辅的争论之中。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回顾我们前面所设置的目标，即这一新的法律方法体系应当能够融合中西方的法律传统，连接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在建构我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时，应综合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我国传统法律方法体系中缺乏什么；第二，我们目前迫切需要什么；第三是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方法发展的大势是什么。
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法律方法体系中，最为缺乏的是以逻辑方法为代表的形式理性方法，其弊端在我国传统的法律实践中已经暴露无遗。早在清末民初，一些仁人志士就呼吁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革新传统文化，这方面的先驱人物有严复、梁启超、胡适、章士钊等。如在《原强》、《政治学讲义》中，严复多次提到引进西方的形式科学方法，将其应用于法学、政治学研究，从而在中国建立一种类似于西洋的政治法律科学。严复先生言道：“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已误，而立例自非。”[26]梁启超先生说得更为明确。在1918年11月24日的《国民公报》中，梁启超发表了“推理作用”一文。他认为，人与禽兽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能够推理，能够举一反三，进行“完全的推理”。而大人物与大国民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他们善于运用推理，推理非常娴熟与周密。他痛感中华文明虽然久远，虽有自己的特长，但是，推理方法不太完备。因此，他呼吁：“我期盼我青年诸君，要知道这是现在我国人公共的毛病，这毛病不去，在现今世界上绝不能生存，终究是要被淘汰的……我们个个要把我的推理良能，常常操练到极熟。这种操练功夫，无论在学校里头，或是出来社会上做事，都很有机会应用。”[27]从民国时起，虽然西方的逻辑学已经登堂入室，进入了中国的大学讲堂，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提高中国新青年理性思维的作用，但实际上其效果并不明显。因为逻辑学这种形式科学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曾被作为形式主义的代表而遭到大肆批判，在“文革”期间更是被弃置一旁，导致逻辑学虽然传人中国有100多年的时间（如从明末逻辑学的初步传人算起，则时间更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起到革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在法律领域同样如此。因此，建构中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时，应重点补足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方式中的逻辑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