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个案件中，尽管地方认为”例无明文，咨部核示“，实际上是在法有明文的情况下，试图比附的问题。这种情况在传统司法中并不鲜见，甚至曾经立法化予以认可，关键性的原因仍然是在罪刑均衡的把握上，而之所以不直接在引用正条的基础上修改刑罚，乃是因为从传统法理上讲，刑罚的变更需由皇权掌握，臣属只能议罪，具有”守法“之职的臣属最佳之方案就是通过比附列举法条进行论证{4}（P.341－351）。在本案中，刑部的意见虽是用比引律条的正条定罪，但对地方有意规避正条的行为，并非特别反感，原因恐怕也是在此。而地方的踌躇不决，恐怕不是行为本身的定性问题，而是引用的正条和比附的规则所指向的刑罚：究竟是斩监候、还是斩立决，抑或凌迟处死，哪个才是符合”罪刑相符“这一实质正义目标的问题。在其内心世界的衡量中，”监候“稍轻，”凌迟“太重，所以才有”立决“的倾向。
司法中存在问题如斯，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已经立法化且存续时间甚长的”比引律条“自身，亦非毫无争议，此点也出乎笔者以比引律条为研究基础时的预设。
例如第（2）条，律学家指出：”原奏云：‘盗犯自首，律得减罪者，因该犯悔过，予以自新之路也。若准捕役带同投首，其中不无教令供词等弊。云云。’是以定有此例，所以防贿纵也……本犯无自首之心，因听旁人教令，始行投首，未闻将旁人治以重罪。因系捕役教令，始定此例，究嫌过重，亦与律意不符。“[40]
例如第（11）条，律学家指出：”乡会试外以考职为重，是以特立专条，而未及别项。顶名代考中式，不问死罪，此一经假冒顶替，即拟斩罪，似属参差，与处分则例参看。诈假官，假与人官者斩，知情受假者满流。贡监与官不同，转卖顶替，即照假官律治罪，似嫌太重。“[41]
例如第（17）条，《据会》（笔者按：《刑书据会》）云：”羞见父兄枭示而窃弃之者，引此毁板律，不可作弃尸论，凡人亦然，于义似合而实非。盖窃弃枭示，乃发于羞恶之心，且有不忍其观之意，岂得坐以流罪哉？即凡人亦不应若是之重也。“{5}（P.934）
至于第（15）条，尽管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上看尚无争议，但明、清律实际比附不同的名分关系，前者比附伯叔母[42] 而为斩刑，后者比附母之姊妹而为绞。即便说两者的刑罚同为死罪，但执行方式的不同（身首异处与得保全尸），在古人的观念中，差别不可谓不大。
”究嫌过重“、”似嫌太重“、”不应若是之重“，讲的无非仍是量刑问题。因此，如果说类推面临的问题是罪与非罪的抉择，其被人诟病的原因是其使法律原本无法涵摄的行为入罪的话，比附的主要问题乃在量刑方面，极端的例子，正如前述”踏毁伊父灵牌故杀苟合继母“一案，试图规避正条，比附定罪。
古人并非没有意识到比附带来的量刑危险之存在，除了通过覆审制度以及追究擅断者的责任来保障外，学理上也不乏总结。例如沈家本比较明、清律，对清律”（援）引（他）律比附“所增加的律注”他“字作出法理上的判断：”盖既为他律，其事未必相类，其义即不相通，牵就依违，狱多周内，重轻任意，冤滥难伸。此一字之误，其流弊正有不可胜言者矣。“[43] 司法中亦有这样的总结：”审理案件遇有例无明文原可比附他律定拟，然必所引之条与本案事理切合，即或事理不一而彼此情罪实无二致方可援照定谳，庶不失为平允。“[44] 皆可证古人试图将相似性问题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但正如”比引律条“第（15）条，无论比附伯叔母，还是比附母之姊妹，皆属于王肯堂所谓”义“之范畴，事理切合亦好、情罪一致也罢，仍然存在甚至并不缺乏复数之选择。
其实即便在当代，为了量刑标准的统一，有诸如《量刑指南》，甚至电脑量刑的出台，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立法再细则化，科技再发达，似乎也无法（或许亦无必要）保证不同的司法者会对同一个案件的同一罪犯给出完全一致的刑罚，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或许会对古人比附时的援引规则之差异性有某种”同情的理解“，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传统法时代，这种建立在个人衡平感基础上的比附，可能很难确保援引规则之可预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