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试图洞悉其些条款背后古人之独特的思维：如上述第（2）条，自首减免罪责是传统律典的基本准则，捕役本有缉盗之责，反带盗犯投首，使罪犯得以脱罪，难保其间无舞弊之嫌，与受贿故纵，似有异曲同工之效。如第（11）条，贡监生在国子监监满，经考职得任州同、州判、县丞，考职中假冒顶替者有成为官员之可能，其与被替代者之关系，正如假与人官者与知情受假官者。如第（17）条，古代将罪犯首级示众的酷刑，有威慑警诫世人之用，与申明亭中所立板榜之惩戒、教化功能有某种相似之处，故偷盗首级和拆毁申明亭的板榜，皆可被看成反抗教化之行为。
应该说，特别的比附很难说有构成要件的相似性，其毋宁是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这种特殊的思维，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忍俊不禁的是明代“比附律条”所收的鸡奸条款“将肾茎放入人粪门内淫贼，比依秽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31] 此条所涉的鸡奸行为是双方合意（即后来清例所谓的“和同鸡奸），”秽物灌入人口“律则无疑为胁迫，主观方面差距甚大，客观方面的行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该条不免带有”造法“者极富想象力的直觉色彩。一言以蔽之，特别的比附之性质，不妨借用深谙德国概念法学的徐道邻对礼教法律观的看法予以概括，即”法律条文的引用及解释，可以不受严格形式主义的拘束。“[32]
四、比附的目标
与类推相比，比附在寻找相似规则之同时，因为传统立法的绝对确定法定刑之因素，亦基本决定了最终之刑罚（除了比附而加、减一等的情况），亦可以说，与近代的刑法采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定罪与量刑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不同，比附这种”找法“，同时包含了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仿照恩吉斯（Engisch的话来说，这一过程是在定罪和量刑之间”目光往返流盼“的”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援引适当的规则予以定罪并非不重要，正如学人指出，其有宣示犯人的罪行内容、予以非难之意义，[33] 清代的刑案中亦可见如”罪名虽无出入，引断殊未允协“--判决的刑罚/刑名虽然是适宜的，但引用裁断的法条并不适合[34] --中央刑部批评地方的审拟意见的行文，皆可证对规则合理性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此类行文语气相对平和，也不妨可以看成传递着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即比起”情罪相符“的罪刑均衡来说，规则选择便成了相对次要的事务，这应该也是特别的比附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相似性判断的不同，可能会使量刑出现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附者对罪刑均衡关系的把握，量刑的不妥当，亦会反过来引发对援引规则的合理性之质疑。下举司法中的代表性案例观之。
例一，《比照案件》”戏杀误杀过失杀“条下所收一案[35]，李俸儿为救助被蛇咬的魏勋钊，忙乱中不慎用刀误伤其囟门致死，四川总督将李俸儿比照民人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施放枪箭杀伤人，仍依弓箭伤人致死律杖一百、流三千里，[36] 刑部则改照庸医为人针刺因而致死，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论，收赎。
例二，《刑案汇览》所收”踏毁伊父灵牌故杀苟合继母“一案[37]，案犯高名槐与继母戴氏因琐事争吵，戴氏捧其父灵牌欲控官，高名槐用刀砍死继母，并踏毁父亲灵牌。在其”踏毁灵牌“的问题上，地方对依”比引律条“第（26）条弃毁祖宗神主，比依弃毁父母死尸律拟斩候[38]，还是比照”发冢“条例之”子发掘父母坟冢，见棺椁者斩立决“，抑或”开馆见尸并弃毁尸骸者凌迟处死“[39] 之间踌躇不决，其倾向第二种，并以”例无明文“，请刑部核示，刑部认为应按”比引律条“第（26）条定罪。
第一个案件中，在相似性的判断上，四川总督考虑的是”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条例八”打射禽兽，不期杀伤人“这一字眼与案件事实的相似，关注的是用刀和施放枪剑皆具有同等的危险性，刑部比照的规则是”庸医杀伤人“律，关注的是当事人主观具有救人之心态，或可谓，地方关注”形似“，刑部则更重视”神似“，后者的意境无疑更高。抛开合理性问题不表，我们更要看到，前者的获刑是三等流刑中的最重者，后者则可以赎刑，轻重差距之大，令人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