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法典》合同制度改革之争

秦立崴

　　众所周知，1804年颁布于世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历经两个多世纪，仍然未经全面修订，并作为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影响着法国民法其它法律渊源的存在、发展和消亡。其中，作为法国合同法基本法的《民法典》第三卷第三编的“合同或一般契约之债”，则是保留拿破仑法典原初条款最多的部分。

　　两个多世纪都不曾变动的合同基本制度能够维持到今天，并不意味着拿破仑法典具有永恒的适应能力。正如巴黎第二大学教授皮埃尔·卡塔拉(Pierre CATALA)所分析的那样，两个原因保持了《拿破仑法典》债法部分的长寿:“其一，单行法和特别法典(如消费法典和竞争法典等)的迅速繁殖为法国私法注入大量新观念;其二，司法判例和法律学说造就的可观成果，在不触及民法典书面措辞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性的法律解释使法典本身得以现代化。”[1]正是这些运行在民法典之外的活的法律规范和解释保证了法国社会和个人能在一个有效的法治框架内从事正常的民事活动。但就拿破仑法典而言，这种长寿毫无疑问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因为实际上，这一法典越来越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掌控和引导。面对崭新而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它显得陈旧而过时了。[2]

　　一　改革的背景

　　改革的动议曾被多次提起，但或应者寥寥或无果而终。60年代，法国法学界曾经致力于拟定一部以法律行为概念为核心的新民法典，但该工作不幸夭折。一方面显示民法典的修订必须有一套成熟且普遍认可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改革的实施有赖于抱有革新思想和创新理念的法律人的集体力量的强大。而2003年，由巴黎第二大学教授皮埃尔·卡塔拉教授领衔发起的法国债法改革运动，掀开了新一轮法国民法典改革的大幕，预示着21世纪对法国民法而言必定是一个创新的世纪。

　　皮埃尔·卡塔拉教授主导的《债法和时效法改革草案》(简称卡塔拉草案)[3]已于2005年9月22日正式递交法国司法部，并被不同国家的著名大学分别译成英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日文和阿拉伯文。但是，该草案所体现的立法思想和改革目标却无法得到大多数法学者支持，因为正如皮埃尔·卡塔拉教授本人所说:“这部草案并不是要建议重立一部法典，而是要推荐一部修补性的法典”。结果，改革草案对拿破仑法典原意的忠诚先于创新的需要被加以关注和强调。此外，由于该草案对欧洲私法一体化运动持保留和一定程度的对抗态度，[4]招致较多的学术批判。

　　在如何对待法国合同法的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上，以佛朗索瓦·泰黑教授为代表的一些民法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站在了与卡塔拉草案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他们并不忧虑欧洲合同法一体化会消灭法国合同法的优良传统。相反，在他们看来，与其人为地勉强维持《法国民法典》合同制度的传统结构，倒不如张开双臂迎接外来的法律模式，用“法律世界语”来重铸法国的合同法。[5]因此，起草另一部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上的法律草案，成为他们选择的最佳表达方式。泰黑教授领导下起草的合同法改革草案《为了合同法的改革》，[6]在法国民法学界掀起了振聋发聩式的观念冲突，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国司法部拟定的改革草案。面对学术界对合同法改革方向和路径的激烈争论，法国司法部也组织了一部官方改革草案的拟定。既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但也没有轻易地放弃传统。司法部《合同法改革案》[7]仍然更多地体现了创新的特征。或许是受到保守势力的影响，该草案也在不少方面做出了妥协。

　　三部涉及民法典合同制度的改革草案，在法国民法学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论战。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令人吃惊。因为面对具有经典历史意义的《拿破仑法典》，修补(局部增删)抑或重立(推倒重来)，任何一种抉择都超出了行动本身的意义。对法国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艰难甚至痛苦的抉择。本文试图探究和剖析法国合同法改革运动中内涵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深入领会民法法典化的普遍规律。最终，若能有助于中国民法现代化及法典化的早日实现，则幸甚至哉!

　　二　改革要点的剖析

　　《法国民法典》合同制度改革所遭遇的问题和困境，在本质上并不是法律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合同法的哲学理念、合同法的价值、合同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功能等等基础问题的法律观念之争。《法国民法典》所蕴含的法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哲学观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学说注释和司法实践确认，早已被抽象为公认的法律原则，并深入到后世的每一位法律工作者和学习者的法律认知当中。但是，时代的更替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催生或造就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哲学和新观念，使相同的法律原则却因时过境迁而蕴含着不同的精神特质。事实上，围绕合同法改革草案所发生的争论，究其实质在于古今不同哲学观和价值观对于既定合同基本原则的截然不同的解读，进而影响到具体法律规则的制定。笔者将通过对下面各项理念和原则的剖析，展示改革问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

　　(一)愈加受约束的合同自由

　　《拿破仑法典》奠基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兴盛的个人主义哲学。这一哲学以人人平等为价值起点，赋予个人创制约束自身的规则的权力。个人的意志成为个人自身负担法律义务与责任的合理依据，而未经个人同意的约束性规范不具有合法性。社会契约成为解释国家公权力效力来源的逻辑假设。个人主义哲学在经济领域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发展。每个个人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好的裁断者。因此，经济交换活动在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对抗游戏中发生和发展。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尽力争取利益，同时也有义务维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在交换中，一方缔约人不负有考量对方利益的义务，这就是合同自由所依据的伦理上的公正。学说上，被概括为缔约人的意思自治理论。

　　《拿破仑法典》在人类社会立法史上的巨大意义，除了法律规范得以法典化本身，还在于它里程碑式地确立了体现合同自由原则的意思自治公设。《拿破仑法典》的第1108条将缔约人的同意列为协议生效的首要条件。从第1109到第1122条构成同意制度的专节，明确错误、欺诈和胁迫成为构成缔约人同意的瑕疵，并可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第1156条要求合同解释必须探寻缔约人真实的共同意志。[8]虽然《拿破仑法典》没有设立合同成立的专节，也没有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两个概念。但是，法国经典法律学说公认的合同成立条件，仅为缔约人就合同本质要素完成了同意的交换(即意志的相遇)一项。[9]这种认识也源自对《拿破仑法典》第1583条的解读。该条规定:买卖合同仅因买卖双方就交易之物和价格达成合意即告成立。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拿破仑法典》第1134条第1款的宣示:作为缔约人的共同意志成果，契约在缔约人之间拥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10]可见，作为合同自由原则之核心的意志主义在法国传统合同法中占据统治地位。

　　以个人主义哲学为逻辑基础的合同自由原则，强调个人有缔约与不缔约的自由，有选择缔约对象的自由，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这一经典法律论断已为世人共知，并被法国司法部改革草案和泰黑草案明确列为原则性法律规范。[11]但是，作为法国民法伟大传统的合同自由理念和原则，历经岁月至今日，其内涵早已难负经典论断的诠释。比如正在运营的出租车驾驶员不得拒绝乘客正常的搭乘要求，即他不享有不缔约的自由;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肤色或民族等身份特征为由拒绝与特定应聘者签约，否则会因歧视性招聘条件受到惩罚;快递公司不得在服务合同中设定不承担保证及时送货义务的条款[12]等。除了上述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在法律和判例中确立的强行性规范外，行业垄断和市场价格串通等行为所导致的缔约双方经济地位和协商力不平等现象，也成为破坏经典合同自由原则的因素。在消费合同方面，普通消费者往往在客观上既无法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缔约对象，也无力改变制式合同的内容。甚至，他们的生活需要迫使他们只能与特定占据垄断地位的缔约对象签合同，从而丧失了不缔约的自由。因此，经典合同自由主义从协议的达成这一结果逆向推导出缔约人意志自由和地位平等这两个前提的逻辑公设，已经明显脱离了现实。合同不再意味着公正，意志的宣示也不必然体现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