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假设之下存在四种情况：（1）两国同时选择对对方的侵略行为，此时两败俱伤，互有损失；（2）A国发动对B国的侵略，A获得相对B国的优势；（3）B发动对A国的侵略，B获得对A国的优势；（4）两国放弃侵略的行为选择，而改成选择合作，加强交流，此时，两国不存在明显的权力优势。在这四种状况下，大国的恶性竞争（即第1种情况）反而使得两国权力之和最小，是最差的选择项；而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只能造成两国权力的再分配，并不能增加权力；而两国的合作会增进两国的交流，创造更多的权力，这是最佳的选择。可能有人会否定第一条假设，认为大国之间存在实力差距，但是不能相差太多，否则就不满足米尔斯海默教授对大国的界定了。那么我们调整一下第一、六条假设：A国的起始权力为3个单位，B国的起始权力为2个单位。其他假设不变。在这些假设之下，我们可以做出下图：
根据图二，我们发现在这四种情况下，互不侵略，保持和平并加强合作，仍是最优选择。可见，即便大国之间存在实力的差距，两国的合作仍是最优的选择。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大国之间的合作，相互之间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不是权力的恶性竞争，会增强彼此的权力。而这不仅打破了“安全困境”，而且会实现共赢的局面。曼瑟·奥尔森教授研究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使我们认识到了集体行动的“瓶颈”，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通过制度设计和利益激励，完全可以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大国间的安全合作，作为一种“集体行动”，是完全可以通过大国之间的谈判制定安全协议，对实现安全局面达成共识。
但是，为何米尔斯海默教授会对大国间的权力关系抱如此深的悲观态度，从而直接否定了在他看来“太过理想主义”的大国间的安全合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授把权力看作是大国政治的目的本身，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权力不是实现大国政治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3]。事实上这就构成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看来，国家政治的目标不仅在于权力，权力只是为了获得安全的一种手段。国家的目标还应包括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民主等等。这在国际关系上就表现为国家间的商业贸易往来，民主政治的传播与实践。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也关注安全问题，但是获取安全的途径更多的是依赖合作和制度建设。我坚信，国家存在的目标绝不是为了抽象的主权、安全等被野心家所夸大的概念，国家存在的目标在于提高主权者生活的幸福度。民主政治发展至今，我们应该对“主权属于人民”这一理念达成共识。我们承认，安全的国际环境是实现此目标的重要保障，但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如果仅仅把安全作为我们的唯一追求，毫无疑问，我们将陷入暴政之中”。恰恰是为了追求幸福的安全保障，很可能会导致幸福的严重挫折。况且，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共赢的方式来解决“安全困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