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孔子的道德理想国中“这些优秀的读书人怎样才能走入君王的视野”？我们知道当时普遍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这些读书人更多的是作为贵族的附属----门客或者家臣而存在。这些人不乏济世之才但往往只是作为“陪臣的陪臣”而存在，他们可能就只是帮贵族看家护院、处理日常琐碎事务而已，而难以进入正式的国家机构而大展拳脚。如果他们想要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变为政治实践，就必须先要“得势”也就是“正名”，而这就是“正名”的意义所在了。那么这些读书人究竟是怎么“正名”的呢？《论语》中没有直接记载，但是其中的几个小故事倒是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论语·阳货》记载：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非常奇怪的是，之后不久，鲁定公就任孔子为司寇（位列三公），之后就有了“齐鲁夹谷之会”和“隳三都”的故事。我们感到奇怪的是，阳货把孔子训了一顿，然后孔子说了一句“好吧，我愿意做官了”，然后鲁定公就任孔子为司寇。对此孔安国《注》：“阳货，阳虎也，季氏家臣，而专鲁国之政。”[4]当时的鲁国“陪臣执国命”：季氏专鲁国之政，而阳货专季氏之政。据此推断，孔子很可能是被阳货举荐给鲁定公而对其委以重任的。因此，举荐制就很可能是社会中下层的文化道德精英进入社会上层的选拔机制。另一个可以支持这种推断的小故事是在《论语·雍也》：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向孔子询问他的弟子，而孔子则顺势向当权者推荐他的得意弟子。可见在当时，只有通过有名望之人的推荐，这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文化道德精英才能“正名”。当然，前提是这些被推荐者本身就有贤名在外。这就解释了孔子为何在《论语》中花费大篇幅来教导弟子们如何修身养性，成就“君子”贤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孔子的道德理想国中：通过教育来培育社会的文化道德精英，然后将优秀者推荐给统治者，并委以重用，从而辅助君王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5]。而这种人才的社会流动是在严格遵守礼制的情况下实现的。孔子的“君子”思想，为读书人步入仕途提供了路径，也实现了传统文化中“理性与权力”的融合，这种人才推荐制后世逐渐发展为制度化的科举制，最终开启了“士人政权”时代。而儒家通过对教育的垄断，使得儒家的政治理想可以通过“徒子徒孙以至万世不竭的香火”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随着科举制度的僵化，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文化，社会的痼疾和弊政会逐渐的积累，这从根本上又否定了儒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使得社会伦理纲常沦丧，沦为权力的奴仆，深深受权力奴役。伦理道德为简单工具理性所代替，投机主义大行其道，人心大坏，社会伦理纲常在僵化中走向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