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看来，理想的“君子”是两者的结合，即具有贵族血统的人通过接受系统的教育而成为国之栋梁，修身、齐家、治国，辅佐贤君平天下。这种君子的典型代表着就是周公，孔子所谓最高境界的“君子”就是以周公为原型的。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谈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常人以为，孔子是羡慕周“礼乐制度”，但不要忘了正是周公“制礼作乐”。孔子正是由于对周公的敬服，才对周制那么向往。甚至于将其提升到了“道”的高度。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贵鲁是因为鲁国较完整的保持了周制，但是由于没有周公那样的大贤所以还不能达到“道”的高度。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对子贡谈了最高境界的君子三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周公以仁人之心辅君安民可谓大仁，以吐哺之态收天下士人之心以为己用可谓大智，以武功平定“三叔之乱”、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可以大勇，在孔夫子看来，周公“立德、立言、立功”可谓君子之至圣。当子贡恭敬的对答说“夫子自道也”之时，我想孔子内心应该是忐忑的。以至于《论语·述而》中有语“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的贵族子弟，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不思进取，更有甚者甚至公然破坏礼制，僭越礼法。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论语·八佾》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当然在鲁国不仅季氏如此，其他两家也没有很好的守礼。所以孔子会在《论语·八佾》中愤懑的说“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基于这种现实情况，孔子的“君子”观发生了偏向性的变化，偏向于通过接受严格的教育而成长的社会的道德文化精英，即“士”。
孔子毕生主张严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但是这套严格的社会机制很大的一个弊病就是这种礼制很容易造成社会运行机制僵化以及社会阶层流动的凝固，而这种僵化的体制带来的秩序或者稳定的状态是静态的而且是短暂的。现代制度学派认为一旦一种体制变得僵化，就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异质力量的挑战和冲击。随着异质力量的增强，僵化的体制就会逐渐走向衰落。因此只有不断地进行制度革新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和阶层的顺畅流动。经济学家道德拉斯·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2]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自增强或正反馈机制，当它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孔子在建构他的道德理想国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对此，为了减轻体制的自我封闭与僵化，保持政权某种程度上的开放，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让部分中下层的文化道德精英进入社会上层，参与国家政权。而这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文化道德精英就构成了孔子道德理想国中充满活力的“君子”------贤臣的后备人才。对此，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先生总结道“孔子希望通过他的仁人君子教育，而造就一种新的“贵族官僚体制”，而在这种新的体制下不是由出身好，有财富的贵族，而是由有德行、有能力的新贵族从事社会组织管理”[3]。这就是孔子在《论语·先进》中所说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而这些文化和道德精英是通过接受系统的“礼、乐、射、御、书、术”教育而培养出来的，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老师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他们先要“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然后“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还要不断地“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同时能够“举一隅以三隅反”（《论语·述而》），然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形成“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的美德，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境界。通过接受教育，他们可以实现从社会中下层进入社会上层的社会流动。他们德才兼备，参与国家的政权组织管理，极其优秀者将被君王重用，让他们“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并填补贵族由于生老病死所遗留的空位。而这种流动都是在严格遵循“礼制”的前提下，通过文明礼让的形式实现的。他们在任上，将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变成政治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