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对日本和美国的介绍就有些大而化之。众所周知，自清末法制改革以来，日本的宪法、民法和刑法始终是中国学习的主要蓝本之一，但有关住宅保障的法律则非常少，提到的只有日本借家法的个别条文以及日本的“不良住宅区的改良法案”（由政府出资3700万，改革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大都市中劳工麋集区域的整治）。
美国法制介绍得也很不够，而且常作为反面例证。如董修甲在其名著《市政新论》中介绍私人房屋管制的时候，以美国和欧洲做比较，指出前者宽松、后者严格所导致的不同后果。比如对于房屋的设计美观与否，欧洲各国都加以干涉。法国巴黎的房屋设计要经过“市美术委员会”认可方能动工。而美国则没有这一制度，“盖其宪法上对于私人产业极少限制，市政府不能自由干预。倘各城之私人对于建筑房屋之市规，不背大体，即可任意兴作土木，其美术之花样，亦由私人自择。”结果美国街道上多有奇大招牌等件，悬挂于外，非常不美观。又如“分界”（分区）制度，欧洲久经实行，而美国极少研究。“美国因受宪法上限制，市政当局对于民事，不能有广大之干涉。其权势所能及者，不过明细各界之支配而已。如工场不得杂建于住宅区内，住宅不能设置于工厂或商店区内。”因此，作者建议中国应学习欧洲的模式。但作者也指出，当时美国学术界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是作者接触到的“美国市政家有学识者”以及“该国市政各书”，“无不以限制欠严为撼”，也就是说舆论上趋于严格。二是美国市政界对于“分界一事，极为提倡”。多数城市，皆有“火界”。三是关于房屋高低，“波士顿定有各界房屋最高额之限制，越其限制，市政当局得以干涉。其干涉者，法庭以为属于宪法内之事，可以措置耳。”因此，作者认为，我国应该以美国为前车之鉴，加强市政管制：“我国宪法未定，应于市政当局以特别广大之权。非但严明分别各界区域与干涉民房高低形式两者而已，即关于民地私产，皆可准其收买，房屋美术，一皆准其限制。不能干涉私人之事，致计划不能实行而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