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物权法调整的是物之归属与利用所产生的财产利益关系，人格财产以人格利益属性为主，不适用物权法之善意取得。物权法从一开始制定就被界定为财产法，甚至出现“物权法”和“财产法”的名称之争，最后的共识是按照大陆法传统制定“物权法”，以规范物之归属与利用关系，以动产和不动产之物的二元划分为基础，构建了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准物权的物权体系。基于此，物权法的制度设计一直是以物的归属和利用为核心展开的，体现的是物的财产利益关系，至少从现有的四个立法草案和物权法几次审议报告均看不出物权法除了调整财产利益关系之外还调整人格利益关系[3]，当然也不可能由物权法来调整人格利益关系，因此物权法关于物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之善意取得，应当限定在适用于体现纯财产利益之不动产与动产。人格财产兼具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由于其主要价值体现在物之人格利益之上，鉴于物权法的财产法属性，其不能调整具有人格利益属性的人格财产，故善意取得于人格财产的场合是不能适用的。
第二，物权法立法之际并未关注到人格财产的存在，或认为该类财产不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畴，故未对人格财产这类有别于其他财产的特殊财产进行规定，所以从立法背景上讲，人格财产也并不在物权法调整之列。我国民法理论上人格财产概念的提出，应当以芮沐先生之“人格物权”的概念为先，当然正式引进“人格财产”的应当是徐国栋先生，其在《现代的新财产分类及其启示》中首次全面地阐述了“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的分类，并在《绿色民法典》中对其进行了规定。之后笔者及相关学者也有进一步的研究。但理论上及立法界始终未将其作为一类独立的财产类型置于物权法立法的层面来探讨，在整个物权法立法过程中也一直未对人格财产的规范问题予以关注和研究，因此可以认为人格财产并不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围，即使对物权法之“物”作扩大解释，物权法也似乎无法囊括兼具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双重属性的人格财产，更何况人格财产尤为关注的是其人格利益属性。鉴于物权法本身就不调整人格财产，因而物权法之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也就不可能包含人格财产。
第三，从现行法的角度讲，鉴于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有关人格财产案件的出现，催生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出台，其规定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显然只是人格财产的一种典型形态，尚有很多的人格财产未纳入该司法解释调整的范围。该司法解释应归入侵权法的范畴，其规范的客体显然主要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所承载的人格利益，其次才是财产利益；或者说，该条主要保护的是透过财产而体现的物之权利人的人格利益或者精神价值。此外，该规定的调整范较为狭窄，主要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加以保护，从法律规范属性上看，其应归为人格权法的范畴，以侵权法的方式保护之，故实践中人格财产保护的请求权基础并非源于物权法，而是源于人格权法和侵权法。目前正在制定的《侵权责任法》也对此问题做了一定的回应。[4]在此须强调说明的是，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并不支持人格财产适用善意取得。否则，无异于让人格财产之权利人放弃其人格利益，从而满足善意第三人财产利益保护的需要，也即人格利益让位于财产利益，这与尊重人权、保护人格权的现代宪政精神不符，也违反了民法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故结论是现行法也并不支持人格财产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