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人格财产之特定性与唯一性。人格财产一般具有唯一性，一旦毁损便不可逆转。哪怕是投入巨额的金钱也无法使其恢复原状。这样的特点使得这种对人格财产的损害行为的后果显得极为严重，也自然给当事人带来无法填补的损害，与对普通财产损害存在极大不同。原因是人格财产对特定当事人显得弥足珍贵，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旦毁损灭失，人格财产上寄托的人格象征意义和纪念意义将无法用物质的方式加以恢复，使得这种损害成为一种不可愈合的伤害。因此，黑格尔指出，那些非常接近人格一端的物品受到损害，任何赔偿都不能达到“公平”。[24]所以有学者直接将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作为现代民法对新财产的一种分类对待[25]。如何判断一件物品对一个人有多大的价值或者意义，可以通过该物丢失时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痛苦来估计，因此，如果丢失某物所引起的痛苦是用任何替代物都无法减轻的话，那么该物就与其人格密切联系。[26]因此，人格财产无权处分的场合，一旦认定可以适用善意取得而使善意受让人获得物权，则权利人对人格财产所寄托的人格利益将无法再现，其财产利益也无法获得弥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损失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弥补的，故而人格财产属于不可替代财产，其权利人丧失人格财产遭受的痛苦远远高于可以替代的纯体现财产利益的财产。从成本和效益考虑，善意取得适用于人格财产是不经济的，因为无论是对于个案，还是对于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整体衡量而言，权利人付出的代价是和成本远远高于受让人交易安全所彰显的财产利益，故而不应支持人格财产适用善意取得。

　　第五，人格财产系财产权与人格权的有机结合。人格财产体现了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人身性财产权，具有独立价值。[27]首先，人格财产是人格要素和财产利益两个因素的有机组合，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这就是该类财产冠之以“人格财产”之名的缘由。其次，人格财产能较好地统摄有形财产权与诸如人格利益、著作权和专利权等无形财产权的关系。第三，人格财产的称谓在形式上较好地反映了该类型权利和物权与人格权的关系。基于人格财产表彰的是民法之人格权与财产权集于一物之上，不能将该类财产的人格权与财产权割裂开来对待，也不能因两种权利的结合而简单认为人格权吸收财产权或者财产权吸收人格权，因此，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制度本身就未将人格财产纳入考量对象的情况下，不能只看到人格财产之物权属性而迳行适用善意取得，更应当看到的是人格财产所体现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故对人格权的保护排斥善意取得对人格财产的适用。

　　第六，人格财产处分之限制性。人格财产的所有者尽管对人格财产具有所有权，但是这种所有权在处分上会受到一定限制，如一个有钱人可以在离世前销毁属于自己的全部的财产，但是如果他的财产中有一幅名画或是某个朝代的器皿这类的人格财产，就不应允许其随意的处分，因为这涉及到精神权利，而这一点在许多关于知识产权中的精神权利的问题上早已有人发现并讨论，对于普通的物来说，其处分上显然是没有也不应有这类限制的。基于人格财产的人格属性，往往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连，故而其处分除须符合法律关于财产权、人格权的规则之外，还须关注到公序良俗之限制。人格财产中诸如人体器官、基因、尸体、遗体、家宅、祠堂等的处分与公序良俗休戚相关，无权处分人的无权处分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公序良俗的规定，是无效行为，尽管表象上看可能符合善意取得的形式要件，但因为违反公序良俗和侵犯人格权，该无权处分系无效民事行为，不能适用善意取得。[28]

　　四、人格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之例外：人格财产去人格化后可适用善意取得

　　人格财产形成可能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如权利人对财产支配时间的长短、爱惜程度、财产来源、财产用途、财产价值等。当某一个普通之物经过多种因素的复杂结合，转化为特定权利人的人格财产，即“普通财产人格化”后，就不再是普通之物，而是兼具普通物之属性和人格属性的人格财产，故而不适用善意取得。而当本为人格财产的物因权利人明确抛弃其人格利益、转让、抵押、出典等多种因素导致其人格利益丧失，或者人格利益降低为次要位置，使其成为普通物或者主要体现为普通物属性时，则该类财产应当适用有别于人格财产规则，转由物权法加以调整。人格财产转化为普通财产的过程，笔者称之为“人格财产去人格化”。在人格财产去人格化后，若无处分权人的处分行为在第三人善意的场合，符合善意取得的全部构成要件时，则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允许善意第三人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或者担保物权等。但在此过程中，如何判断人格财产丧失人格利益属性十分重要。在涉及到人格财产去人格化而适用善意取得的纠纷中，主张善意取得的受让人应当承担证明该财产已去人格化转化为普通财产的举证责任，而人格财产的权利人有权主张该财产仍属于人格财产，但其应对该财产尚具有人格利益属性且人格利益属性仍占据主导地位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