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强化外部对基金管理人的制衡机制

　　（1）完善行政主管机关的制衡机制

　　世界各国基金立法均对管理人违反信赖义务所必须承担的行政责任做出规定，美国对管理人承担行政责任的法律制度最为完备。其中的“禁止令诉讼”对我国有借鉴意义。[3]它是指对于管理人已经、正在或将要从事，构成或可能构成违反信赖义务的行为，SEC（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禁止令诉讼，以寻求禁止令及其他附随性救济。禁止令以法院命令的形式，命令管理人守法，并将此内容予以充分公开。如SEC提起的禁止令中判定管理人存在违反信赖义务的行为，被告管理人对持有人提起的私人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违法行为不得否认，受益人便轻松的以此作为提交给法院的证据。由于我国行政处罚仅为消极的事后惩罚，且缺乏一定的透明度，既不利于发挥行政处罚公开曝光的威慑力，也不利于保护投资者。而禁止令诉讼的公开性及事前预防性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人权益并最大限度地约束管理人，我们应当借鉴以完善行政机关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运作与销售办法》中第45条、第53条已体现了证监会对基金加强监管力度的趋势。

　　（2）完善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

　　良好的行业自律也是基金业发展成熟的标志。典型代表为英国，其构建了一套以行业组织为中心，包括若干层次的自律监管体制。根据《基金法》第11条规定，表明我国已经允许成立基金协会这样的自律组织，但立法并未对此作强制性规定。笔者认为，我国目前有必要建立“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并由其制订详尽、具有约束实效的行业规则，从行业内部完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

　　四、结　语

　　当然，对证券投资管理人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法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多角度探讨。如将管理人的薪酬与基金的收益挂钩，用经济杠杆激发管理人为持有人服务；再如，我国立法应大胆引入西方国家已经发展成熟的公司型基金，使得基金市场摆脱过去单一契约型基金的垄断状况，形成竞争的基金市场，使管理人面对竞争自我约束、自觉约束，以实现管理人监督与规制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