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我管制从本质上来说，是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私人尤其是私人结成的社团与政府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获得公益的代表资格，以实现在公益代表方面的平等性，并打破了政府作为公益唯一代表的垄断地位，成为制衡政府的一种力量而存在[7]，其可以分为私人、社团的自我管制和公众诉讼（私人、社团以公益之名义起诉）这两种公益代表机制[5]（P22）。公众参与是实现自我管制的重要途径，但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条款非常少，只有第20条提出了在发生污染事故及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要通报当地居民或进行公告。
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历史来看，早期主要是以公众参与各种环境保护的集会、游行、抗议等方式为主；到了近期，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越来越多，领域也越来越广，从单纯反对污染发展到参与政府决策，并注重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散在的公众参与、NGOs（非政府组织）参与和社区参与三种形式。其中，NGOs以其专业性、灵活性和凝聚力，形成政府和公众之外的一种富有行动力的“第三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注：关于NGOs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参见：郑少华。试论美国环境法中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J].法学评论，2005（3）：120-123.）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得以广泛落实。在日本，《大气法》中规定了居民有要求环保部门对污染源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的权利，有要求政府对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开发计划和建设项目以及污染源实行限制的权利，有要求设立由居民代表组成的公害监督委员会的权利[8]。此外，日本大气立法中提出了在规定总量控制区、制定总控标准和拟定总量降低计划时，要进行“征询意见”、“公布周知”等，体现了立法中的民主原则和公众参与思想[9]，也值得借鉴。
公众参与条款的不断强化也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取得进展的体现，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公众参与还多停留在“专家参与”和宣传普及阶段，作为一般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途径和程序尚不十分清晰。此外，公众参与的关键不在于让不让公众参与，而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以后其意见是否能被接纳，公众如何能了解所受到的损害，如何要求停止污染损害，如何参与决策制定等，这些都要求法律中可操作性的规定进行保障。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应将公众参与各个层面的大气环境保护行动的程序加以详细规范，以确保形成畅通的公众参与渠道。
基于现代环境问题的多发性、复杂性与政府管制之人力物力局限，通过有效的公众参与实现社会自我管制，离不开司法途径作为最后的保障。如果公众（包括公众团体）可以对环境侵害提起公益诉讼，促进政府实施法律，其本身既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社会自我管制的两种基本模式之一。我国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8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有所进步，但其实质只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和支持起诉制度，而远非真正的公益诉讼制度。《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明确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并将其具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