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来看，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支持不将二氧化碳减排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例如，翟勇认为，控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防治在三个方面不同：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制的立法宗旨或者控制目标不同，二者的控制手段不同，法律责任也不同。《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国内法，主要规范我国各种导致大气污染的行为，并进行相关管理活动；二氧化碳控制是国际法律义务，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中国开展减排活动只是道义行为，不属于法律义务[1]。常纪文也认为，二氧化碳不属于污染物质，因而碳排放问题不宜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他同时也提出，可以采取变通的方法，将二氧化碳定位于大气环境影响物质，而不是污染物质，这样即可将《大气污染防治法》更名为《大气环境保护法》，将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以及臭氧层的保护纳入其中[2]。周珂则认为，将温室气体控制写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不论从科学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不合理的。从科学上看，污染物是指既会对环境介质又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物质，而二氧化碳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从法律上看，如果将其作为污染物，就脱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因为针对跨境环境污染，国际上有另外一套法律规则[1]。

　　我们认为，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不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理由如下：

　　第一，《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的是大气“污染”行为，二氧化碳是大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光合作用的重要成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氧化碳的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正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其本身便是大气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因此，将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这种说法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如果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要类似于其他污染物，针对二氧化碳的所有排放行为全面实施环境法律规制，这不但包括排污收费（或征收碳税），也包括排放超标的行政处罚等等，这在现实的环境执法中是难以操作的。

　　第三，尽管目前普遍认为，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可能导致温室效应的出现，但一方面科学证据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和历史积累排放要远远大于中国。如果《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势必导致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此外，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强调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一直采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的策略。目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未将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中国也不宜把自己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