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不断的成长着。成长是什么？就是不断地理解。他们会成长到发现所学的知识既不能在技术上直接为基层政权所采纳并转化为生产力，也不能在道德上革新基层社会的伦理观念和处世原则，会成长到发现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在这里充其量只是语词而非政权运作所必须依赖的路径，会成长到发现要得到权力和实现权利都需要相当的代价，或是成本，而这些权力或是权利的成本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构成，人们为此而劳心、劳力，付出，然后得到或是得不到。他们每天所面对的农民，既拥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却也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了吃饭可以勤劳地耕作，为了权利可以勇敢地上访。他们白天努力的工作，使自己成为执政党宏大政治策略中最底层的执政官，夜晚仰望星空，以回想昨天和幻想明天的方式对抗着贫瘠的土地和荒芜的文化。于是，所有人都深深地陷入了同一个世界之中，所有人的工作都以积极地政治附和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他们维护着执政党的威信，构建着基层的和谐。力图使农民保持一种确信：安心种地，好好过日子，国家会为他们安排好生活的，这就够了。在此意义上，学生最终被政治化了，如果不能走出这个政治体制之中，那么他就永远无法拒绝或是弃权；另一方面，他们很容易陷入对生活的表现力和想象力寻找而不得的失落中去，于是出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消除文化隔阂最快捷的方法：被同化，而非对于智识文本的吸收。这样一来，最初的文化策略和理想被消解导致了他们将“命运”依附于基层的组织建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要赶得上当地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才不至于迷失在“那一片可爱的过去”了。即便盖一所房子需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是风水师的建议，而非诗意的栖居；民主选举的结果与党支部意见相一致自有它的门道却不能说是庶民的胜利。

　　因此，明白了基层工作的关键在于社会角色的转换，也就懂得了“头顶鸟粪，脚踏黄土”这句话中所内含的无奈。而这份失却了政治理想的无奈，却正是执政党实施基层政法工作策略，化解社会矛盾的必要前提。说得更明白一些：在基层工作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以民主法治的理想与蒙昧落后的现实硬碰硬，而是以一种多少有些无奈的心情去面对“已经这样了”的现实，才能深入矛盾纠纷的根源：在广大农村，我们遇到最多的并不是需要现代法治去进行观念改造的“秋菊”们，而是对生活得过且过的“秋菊的丈夫”们。

　　什么是基层政法工作策略？举个例子，去年4月的时候，我去宁县焦村乡办案子，当时在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挂着这样一幅对联：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品节详明德性坚定。第一眼看这幅对联，感觉说得挺有道理，为政者应当有这样的品性。但再一想，这是对官员的单方面道德要求，是从古至今国人总结的为官之道和做人处事之学的结合论述，而非民选政府中公民对于政府官员的要求，一个真正的民选政府会更讲究以制度的威力来实行他律，而这幅对联显然说得是官员如何自律。其实，它可以看做当前国家基层政法策略的一个缩影：牵扯到法律的基层问题必须政治挂帅，使其成为政法问题，在维护稳定的基础上解决问题。通过对矛盾双方的训诫，使其悔过并重新开始自律，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双方要依事理、通心气、求和平，主持者要品节祥、德性坚、促公正。从始至终，矛盾纠纷的解决要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相符合。这样的策略体现了从古到今我们一直在谈的一个词：“民心”。但在西方政治的理念中，有一个与“民心”意义相通，但却更能表现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一个词：“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