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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普遍存在的稀缺，是非常简单的事实；将这种状况推及个人的背景，几乎不需要任何想象力。不过，我认为，这种想象力可算是某种心智的壮举，在这里，劳动和获得消费品的权利间的联系，逐渐被削弱了。 然而，我想越过稀缺(当适用于自足单位的经济时)的意涵，充实对这类单位运作情况的想象的描述。在这里，我们几乎都会使用一个有关农业的比喻，在这里，自足单位的人在田地里劳动，生产生存所需的物品。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话说，这种自足的家园模型，变成了劳动一－土地两种要素结合的生产模型。物品是通过受自然力援助和支持的劳动，从土地中取得的。这种比喻认为，位置的固定是自足的生产－一消费单位的一个特征。正如我在随后讨论所表明的，在形塑对财产法的态度方面，这个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应当指出，在这里，农业的比喻，完全是不必要的。自然本身可以提供充裕的物品，只要个人单位放弃懒散的欢乐，努力劳作以开发自然。我们可以想想早期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形，他们生活在野牛过多的大平原上。自足并不意味着位置的固定，土地作为资源，过去并不稀缺。
第 四 章
经由契约的可转让性：市场相互依赖的出现
前面，我假定的原初情境是：存在许多自足的家园，它们处于特定的地域，存在对人身和土地的私人财产权，这财产权受到有效法律制度的保护和实施。现在，我要放弃“自足生产有理想效率”的假定。现在，我假定，专业化提高了生产率；如果投入是专业化的，就会有更多的产出。单个经济单位的需求，是无法实现这种利润的增长的。再者，我假定，这种联系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
在这种情境里，要想获得最大独立（自足使其可能），意味着要承受一项机会成本。要想依然保持自足经济中的孤立，个人或家庭单位必须放弃可经由随交换而生的专业化生产所获的“更多”的物品。自足意味着效用的损失，这效用损失是可由经济价值的亏损来衡量的。然而，反过来，个人或家庭单位也必须承认，要想得到专业化和交换本身的结果的更多价值，也意味着可由独立的丧失来衡量的效用损失。
如果专业化的优势是存在的，那么，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原理将意味着,这些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开发。亚当·斯密希望人们注意人物物交换和易货交换的自然偏好，以此作为对交换之起源的解释。但是，现代经济学家们无需引入此种特殊偏好，他们可在经济人的理性计算中，找到专业化和交换的起源。不过，效用最大化的准则，不能说明，此种专业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因为在个人的效用函数中,独立也是正值的自变量。理性选择的规则，仅仅指示，由经济自足代表的解决方案，并未描绘出假定情境里的行为。但是，个人或家庭经济单位可在不同的程度上进入生产一－交换关系，这种程度也是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的频谱：个人接受的相互依赖，可是最大的，也可是最小的。
如果采取分析的路径，有益的做法是，按照阶段的顺序，逐步推进这种分析。为阐述简便起见，在这里，我假定，自足的单位在N种独立活动间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这些活动是依据最终消费的成品来界定的，如种植谷物、收集燃料、打猎、鞣革、建造棚屋等。为了说明的简易，我假定，分配给诸种独立活动的工作时间是相等的。这地域的独立经济单位的成员，都受到财产法的保护，经过交谈后，他们认识到，在生产中存在着利润的增长，于是，他们第一次开始迈向市场的相互依赖。比如说，某个单位在某项活动中的利润开始攀升。对于N种物品的一种，它有了剩余，且该剩余远超过了它先前消耗的总量。比如说，单位Ｆ1选择对活动X1做最小专业化生产，把2／N或两倍于2／N的工作时间专门用于X1。这样，它就生产了三个单位的产品，而在自足的制度安排下，他仅能生产出一个单位的产品。在这最小专业化阶段，经济单位，很可能，会继续为满足自身消费，生产所有的N种物品；专门用于生产X1的额外时间，有时，可能会被用以生产全部的其他物品。
因提高利润之开发行为生出的某种物品的剩余部分，将被带到“市场”上，剩余物品的所有人期望，别的经济单位也相应地把其他物品的剩余部分带到市场上，以便于促进互利的贸易。他们期待的有利结果是，与自足条件下达到的标准相比，个人或家庭单位都能不用更多劳作，就达到更高的消费标准，这种标准是按照每种物品的更多数量来衡量的。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描述市场出现的猜想的历史。细究中世纪的集市和市场时代的资料，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只想考察，对交换关系的最小进入给财产权带来的影响。我将假定，法律制度的内容也得到扩展，它包括了个人间自愿契约的实施，和对交换中的欺诈行为的有效禁止。
经济单位专门期待，用超出自用的剩余物品，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就此而言，这单位必然受制于“市场的盲目力量”，或受制于其他人的选择结果，而对这其他人，该单位并不可以对它们作直接的控制。与自足情境（在这里，孤立的单位只遵循自然秩序之力、依赖自己的选择）相比，现在，必然存在对其他经济单位之行为的依赖。这其他人的行为，并不在财产法和契约法之内，不受主权者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境里，进入专业化一－交换关系，仍然是自愿的；个人或者家庭单位进入“市场”，只是为了追求最终消费品的预期的更高价值。自主的自足存在，即自己生产所有物品，仍然是可后退的背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虽然进入专业化一交换关系增加了对其他人的依赖，但自由并没有任何损失，尤其是当自由被严格消极地界定为他人强制之缺席时。在此情境里，进入交换经济的前景，似乎是选择范围的扩展。
然而，在选择范围的扩展部分，个人的地位仅是预期的，它们必然是不确定的。在选择进入市场关系时，个人不能像在自足条件下的内在经济界限内所做的那样，在变量已界定了的菜单中选择。个人或家庭不能单方面地选择,剩余物品之交换发生的条件，因为这一点，他们也就不能确定地选择由专业化带来的最终增加的价值。
正如我的讨论所表明的，在自足的条件下(如果必要)存在且生存下来的地域固定的单位，并不会丧失任何东西，相反，他们能从对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有限进入中，看到收益的希望。我怀疑，这个模型仍然是经济学家们想象的基础，它直接导致对“从交换中获取的利益”和利益相互性的强调。或许,在对财产权制度的看法上，就强调土地的重要意义而言，这个模型也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当我们由此模型出发，自足对个人或家庭单位来讲，不再是可行的选择，那么，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就必须依不同的视角得到考察。
第五 章
交换中的市场依赖、剥削和正义
正如第四章提到的，专业化的优势产生了剩余物品，进入剩余物品的交换关系的个人，是自愿这样做的，其目的是增强对任何希望得到的最终物品的支配，即使这个人充分认识到，这么做会牺牲或损失自己的独立。这就是说，进入交换关系，必然导致对他人行为的依赖。即便不存在强制，个人的福利仍将因他人的行为而改变。受到影响的人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多变的。因此，他人的行为至少在批评范围之内，即使不在控制和操纵范围之内。个人对他人的行为“感兴趣”，因为这行为经市场关系影响到了他的功利，而且这里的兴趣与他对（比如说天气）最终自然力的兴趣不同。单个交换参与者的这种态度，即使在找不到任何可被认定为施加了此种市场力的“他人”的情形下，也在发挥作用。但是，任何卖者都必然与单独的买者交换物品，反之亦然，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能使参与者把市场力归到他人头上，即使这种力量可能很小，或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我们就不会奇怪，几乎从分析一开始的时候，交换的条件就已被区分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这种分类暗含的意思是，一些参与者，即使在完全自愿的交换之中，也可能被他人剥削。似乎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使剥削成为可能：粗略地讲，这种剥削就是，对交换可能产生的收益的某种不平等或不平衡的分配。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从自足经济到相互依赖的交换的最初转化。比如说，一个农民生产了多余的鸡蛋余，他希望用这多余部分交换一些土豆，因为他把资源集中在鸡蛋的生产上了，所以自己的土豆产量减少了。交换的条件取决于，在相关的市场上，鸡蛋和土豆之生产都有剩余的其他人的数量，和这些剩余的相对规模。如果这位农民偶然发现，有剩余鸡蛋的交换者有很多，而有剩余的土豆的交换者只有一人，那么，交换的条件就非常不利。他肯定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正义的对待，或者说，受到了垄断者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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