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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行为理论的阐释者指出，“因为在交付中当事人要作设立、依转、变更、废止物权的意思表示，根据物权具有公示性的特点，那么创设、变更、废止物权的意思表示必须具备其形式要件。这就是萨维尼所说的‘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其外在的行为’的含义”，换言之，“物的合意乃是对物的交付本身所存在的意思表示的抽象，所以必须有一个具有公示性的行为来表达或者说是记载这一物的合意”。依此说法，交付的合意（物权变动之合意）本身即“寓于”物的实际占有转移的行为，或者必须通过物的实际占有的转移才能加以表现，故物的实际占有的转移，是交付合意之表现形式。无物的实际占有转移的外在形式，即无交付，交付的合意亦无从表现。
上述阐释表明，交付不仅是一个真正的契约，而且是物权发生变动的根据；而交付必然具有外部形式，而这种外部形式正是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由此，在德国法上，物权的公示便当然具有决定物权变动之成立的效力（非经交付或者登记，物权变动不得成立），从而成就了德国法上有关物权变动的“公示成立要件主义”。
而在采物权变动之意思主义的法国法，物权依当事人的债权意思即可发生变动，此种变动仅为“观念性”的，无任何外部表现，因此，对不知情的第三人自然无对抗效力。而交付或者登记，则使此种观念上的物权变动取得可为外部感知的外在形式，故作为物权变动公示方法的交付或者登记，便仅具有使已经发生的物权变动具有对抗之效力，由此而成就了法国民法关于物权变动之“公示对抗要件主义”。
不过这里应当指出的问题是，物权变动的债权形式主义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或者无因性，但其物权变动仍采用形式主义（交付或者登记为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即公示成立要件主义。由此可见，承认或者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与物权变动采用意思主义或者形式主义并无必然联系。就物权变动之公示对于物权变动的决定性作用，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所不同的地方，仅仅是解释上的区别而无实际效果上的区别。所以，可以说物权行为理论必然导致物权变动之公示成立要件主义，但不可以说采用公示成立要件主义，就必须承认物权行为；相应地，可以说物权变动之意思主义必然导致物权变动之公示对抗要件主义，但不可以说采用公示对抗要件主义，就必须采用物权变动之意思主义。
（四）物权行为的概念界定
弄清经典意义上的物权行为的基本内涵之后，现在我们不妨界定一下物权行为自身的概念。
萨维尼在提出物权行为的概念后，并未明确界定其内涵。而《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虽然采用了物权行为理论，并在其第一草案中曾使用了“物权契约”（dinglicher Vertrag）的用语，但后来认为其不够精确，遂改用“物权合意”（dingliche Einigung），并说明“dinglicheEinigung”是否为物权契约，是一项法律理论构成问题，应由学说予以决定。由此，物权行为的构成亦即物权行为概念的界定，便为学说上争论不休。
当人们谈到“物权行为”、“物权契约”、“物权合意”以及“交付”等等概念时，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或者区别？物权行为究竟指什么？是指物权变动的合意，还是指物权变动的合意与交付（或登记）行为的结合？
对此，在德国民法上始终存在两种不同认识：或认为物权变动的合意本身即物权行为；或认为惟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与外部的变动象征（登记或交付）相结合，始能成立物权行为。同一争论，也在日本、中国学者中展开。但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基本上仍是围绕前述德国学者的争点展开。
实质上，物权变动的合意（物权的意思表示）为物权行为的基本要素，对此不可能有任何争议。所争议的，物权行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除了物权变动的合意，其构成要素应否还应包括交付（或登记）行为。
主张物权合意即物权契约亦即物权行为的台湾学者的主要观点看来主要是针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他们认为：
1．认定物权移转中的合意即物权契约，而交付和登记行为是契约外的法律事实，得使物权的意思表示实在化、要式化（如根据台湾民法典的规定，在不动产交易中，当事人除订立债权契约外，还应就物权变动成立书面契约。）。
2．不动产登记系公法上的行为，得否作为私法上法律行为之一部，似有研究余地。纵使此项登记系基于当事人申请，内容并由其决定，似仍难因此使其成为私法上契约的构成部分；
3．将物权行为予登记、交付分开，亦具有实益。例如，甲出卖某地给乙，于3月1日做成让与合意的书面契约（物权契约），甲发现受乙欺诈。于此情形，甲是否即可撤销其物权行为？抑或须等完成登记后始得撤销？如果不将登记与物权契约分开，则甲须于完成登记后才能撤销其意思表示，甚非合理。
为此，这些学者认为，交付或登记，为物权契约的生效要件而非构成因素。
主张物权行为包括交付或登记的学者则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交付相结合，始能发生物权的丧变更的效果，才不会残留履行问题。与此同时，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合意须经由交付或申请登记的行为予以体现，故物权合意的作出与交付或者申请登记的行为同步进行。物权合意作出之时，即是交付或当事人申请登记的行为完成之时。所以，应将交付或当事人申请登记的行为认定为物权行为的特别成立要件。
而对于前述主张物权合意为物权行为的台湾学者的观点，也有学者进行了批评。认为：
（1）所谓物权合意的实在化、要式化，实际上使得当事人申请登记的行为成为物权行为之外的法律事实，不符合法律行为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的基本理论，同时，不动产债权合意的要式化就可以实现的功能，无须借助物权合意的要式化来解决。而且，即使不动产物权合意得实行实在化、要式化，动产物权合意却无法照此办理；
（2）作为不动产物权行为要件中的“登记”，指的是当事人申请登记的行为，而非行政机关的登记行政行为，故与公法无关；
（3）所谓将物权行为与交付、登记分开的实益并不存在。交付或登记与物权合意同步进行，则不发生所谓物权合意有瑕疵而须等登记完成方可撤销的问题。即使实行物权合意实在化，基于物权合意中存在的瑕疵，当事人即可不再履行所负担的协助登记的义务，或不再行使所享有的申请登记的权利，从而阻止物权变动的发生。
总的说来，上述关于物权行为要素的论争资料略显片面和零碎，而有关物权行为概念的解释，目前的资料主要限于直接的概念表达，尚未见到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作全面的阐释。但根据物权行为理论来源和特性，可以认为：
以动产买卖为起点而加以阐述的“物权合意”、“物权契约”或者“物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观察和抽象思维的结果，并非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客观物质现象（就典型的买卖活动，我们只能看见表现为买卖合同的所谓“债权合意”与交付标的物的行为，而看不见所谓“物权合意”）。物权合意实际上是从当事人实施的交付行为中推论出来的：行为总是受主观意志的支配，交付行为必然是基于交付的意思（转移所有权的意志）而发生。故就实际生活而言，物权的合意通过交付而表达，交付是物权合意的外部表现形式。无物权合意，即无交付的发生；而无交付的发生，则无物权合意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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