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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问题，沃勒斯坦明确主张用“历史体系”这个术语替代原有的“社会”或“国家”术语。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语义学上的替换，因为它不仅通过把“社会”或“国家”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体系之中的方式而将人们从“社会”这个术语所具有的核心含义即其与“国家”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历史体系”作为沃勒斯坦所提倡的“历史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基础，还打破了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之间所具有的制度性障碍。立基于此，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著名假设，即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存在着三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体系的形式或变异，即他所谓的“小体系”（mini-systems）、世界帝国（world-empires）和世界经济。〔29〕沃勒斯坦主要通过关注“逻辑”和形式的联系以及关注各种形式共同依存的历史而论证了历史体系的各种变异形式。所谓“小体系”，乃是指一种空间相对较小而且时间也可能相对较短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体系在文化的和支配性的结构方面具有着高度的同质性（homogeneous），其基本逻辑乃是一种在交换方面的“互惠”（reciprocity）逻辑。“世界帝国”乃是一种含括了多种“文化”模式的巨大的政治结构。这种体系的基本逻辑乃是中央从地方自治的直接生产者处榨取贡品。“世界经济”则是一为多元政治结构所支解了的但又经过整合的生产结构的极为不平等的链条。它的基本逻辑是不平等地分配积累起来的剩余产品，当然，这是一种有助于那些能够在市场网络中实现各种暂时垄断权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主义”逻辑。更有进者，沃勒斯坦还指出，在世界体系的变化进程中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一些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并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使其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了“核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发生在边缘区的“边缘化过程”，即一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因只有不太先进的技术且使用大量的劳动力而成为“边缘国家”。此外，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则出现了弱国〔30〕。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沃勒斯坦拒绝承认国家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地理容器，绝不意味着他否认国家是现代社会变迁的一项关键建制。实际上，沃勒斯坦承认，国家对于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过程来讲，乃是一项能够产生深刻影响的建制，一如他所言，“很明显，要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研究，都必须首先对国家的种种机制有所了解。真正不需要的倒是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国家构成了社会行动的自然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边界”。〔31〕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指出，沃勒斯坦有关历史体系之共存的历史和形式的论辩，尚不构成世界体系的分析，它们还只是世界体系分析中的一系列“临时性”的假设，仅“供人们进行论辩、修正和反对的”。
四、进一步的讨论
经由上文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沃勒斯坦有关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以及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讨论，在部分修正斯考契波等论者早先批判其世界体系理论范式对现代化理论或发展主义范式的那种元理论思考路径的基础上，探及了社会科学知识与生产这种知识的制度安排之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甚至还为我们认识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知识参照架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指出，沃勒斯坦对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和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前提所做的批判以及据此而对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并不是有关这些问题的终级性结论，因此我们极有必要对它们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就沃勒斯坦用“历史体系”替代“社会”或“国家”作为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努力而言，我们必须结合以埃文思（Peter Evans）和斯考契波为首的“回归国家学派”（bringing-back-to the state）对其背后所隐含的高度“结构决定论”的批判来重新审视沃勒斯坦所试图否定的“结构与能动者”之间或者“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二元对立〔32〕。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透过这一“重新审视”来检讨沃勒斯坦经由宣称社会科学分析单位只能是那种以经济过程为依凭的世界体系而表现出来的“经济化约论”取向，因为这种取向实际上忽视了那些对社会变迁起着重大作用的深深植根于地方性知识之中的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因素〔33〕；同样，尽管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高度“结构主义”的倾向表明，他对分析单位整体中的关系而非关系项的强调，依照以“关系主义方法论”著称的皮埃尔·布迪厄所主张的任何研究方法与具体研究对象紧密相关的观点来看〔34〕，是颇具道理的，但是我们却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沃勒斯坦经由宣称分析单位的整体关系比作为关系项的“国家”重要便已然建构起了世界体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依我个人之见，沃勒斯坦在方法论建构方面所存在的这种缺憾，必定会影响到他对其历史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建构。
然而一如前述，沃勒斯坦对于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这种“问题意识”，并非生成于他对社会科学这种分析单位的直接认识，而是生成于他对这种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及其赖以存在和得以维系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洞识。正如他所尖锐指出的，我们所拥有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乃是在现代世界历史体系的逻辑大获全胜而不受质疑的时候获致其支配形式的，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这类知识乃是此一逻辑的产物。因此一如上述，由此而确立起来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辅助于历史学，都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最终变成了一种限定和设计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立基于此一考虑，我们还有必要对沃勒斯坦关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观点做进一步的追问。
尽管沃勒斯坦试图把社会科学制度化知识与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勾连起来思考的努力极具启示意义，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我们把他的这种努力置于个人社会科学观的个案之中加以审视时，我们即刻便会发现他的这个似是合乎逻辑的论断中充满了非逻辑的暴力，因为他的这一进路根本就无法回答下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诸如哈耶克这样全力捍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人会极力反对社会科学学科化的实践和观点〔35〕？或者为什么许多反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学者却在全力捍卫或推进这种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过程？或者为什么这种表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逻辑的社会科学结构却早在1945年以前便生产出了诸多极力反对自由主义的各种左派理论？毋庸置疑，这种非逻辑的暴力一方面从反面凸显出了沃勒斯坦本人所强调的社会科学生产制度机制和相关社会运动在学科制度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了沃勒斯坦的论辩乃是以一种“整体性”认识路径为基础的；这种“整体性”认识路径之所以是严重错误的，乃是因为它在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做的非分析性的或同样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整体性判断的基础上首先无法洞见自由主义内部极为繁复的知识理路和主张，进而也无力揭示出自由主义与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之间除发生学关系以外的任何其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试图透过对社会科学的批判而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做“整体性”否思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把一个相当动态且复杂的变化过程化约成了一种停滞的结构，进而根本就无力揭示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论者个人的知识旨趣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这些论者的个人知识旨趣与他们在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过程中的具体位置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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