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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的史学家一般都把普遍历史的幻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然而沃勒斯坦却指出，史学家所秉持的这种反理论姿态，一旦同来自国家和公共舆论的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便会推动他们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民族历史的书写方面；再者，由于“民族”一词的界定往往是以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为边界的，所以那些不知不觉为“民族”进行辩护的历史学家便对国家极有助益，因为社会的凝聚力会因此而得到增强。正是在历史学所具有的这种功用的驱使下，这一原本具有悠久历史的历史学在大学学科设置中得到了制度化。
与此同时，作为前此社会思想重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也开始为人们所否弃，而依凭的根据则是人们在当时提出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国家和市场乃是按照而且也应当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加以运作；显而易见，依此论点而表现出来的知识诉求，就不仅是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对政治领域进行科学研究，而且也要求建构一门独立的学科对经济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诉求下，政治学与经济学强化了彼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当性。然而，正当经济学和政治学逐渐成为大学里的常规学科时，由孔德所创设的社会学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也正处于创建的过程之中；当然，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发展，虽说是人们将社会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排除出来的逻辑结果，但更主要的却是因为人们把当时的一些社会改革组织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加以制度化的结果。不容忽视的是，19世纪中叶逐渐在大学中实现的这种学科结构，不仅人为地分割了有关社会现实的知识，而且也经由这些学科知识的人为视界而从根本上切割了社会现实──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领域：经济学家坚持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学家只关注政府的正当性；而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那个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了的“新兴”社会-文化领域。
当然，19世纪这些学科的制度化进程，还因每一门学科都持续强调与其他学科的差异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对各自学科的非知识认同而得到了强化或固化，套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从19世纪中叶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正式学科”，并在内部差异的强调下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并与前此的各种社会思想相区别的制度化知识领域。〔16〕具体到实践层面来看，我们还可以把实现这一制度化知识领域的步骤进一步概括为：首先在一些重要的大学里设立一些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科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取得相关学科的学位；当然，伴随着这一学科知识训练的制度化（知识再生产）进程，各自学科研究（知识生产）也得到了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并且由此而确立了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学术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按学科建立各种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学会，同时也建立起了按这些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除此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规范已有的学者和训练培养未来的学者还不是这些学科的最强有力的操纵机制，它们还拥有一个更强大的机制，即控制学生毕业以后的职业类型，甚至还能反过来规定或创造社会对知识的需求类型。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学中各种不同学术系科的存在并且由此而生成的学科边界、结构和人事等组织制度，乃是以捍卫各自学科的集体利益和确保它们的集体再生产为目的的，其间充满着广意的“政治性”和人为性，但是这种政治性和人为性并不能说明19世纪社会科学有关分科的主张在知识上的有效性。沃勒斯坦指出，1945年以后出现的三个新的发展动向深刻地冲击了这种在前一百年中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结构。首先是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在世界上出现的两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一是美国称霸以后与苏联之间展开的所谓冷战，二是非欧洲民族的独立运动；第二个新动向是生产力的迅猛提高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从而拓宽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而第三个新动向则是大学系统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而且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也得到了成倍的增加。这三个新的社会现实无疑都对学科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和数学在1945年以后的发展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1945年以后在各门社会科学中依据牛顿观念而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注重探寻普遍法则的认识论模型，已经由自然科学内部的知识发展而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摧毁；其次，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发展，都趋向于强调非直线性更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于强调简单化〔17〕；此外，这些发展也都承认观察者对观察活动本身的主观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发展还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以及未来对以往的不可复制性。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自然科学的这些发展改变了各门社会科学之间内部斗争的权力平衡。再者，即使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本身，也于战后越来越强调定量方法甚或数学模型，而此一发展的结果则削弱了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原本独特性。换言之，这三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主题和方法论方面的日趋重合，对这些学科的各自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正当性也提出了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
在上述各个面相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冲击和内在质疑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即采取所谓“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那种被制度化了的学科间的历史障碍。就此一时尚而言，1945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努力便是知识者创造出了一个被称之为“地区研究”的领域。实际上，地区研究依其定义便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它依据那种把地理区域视作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假设而将那些希望从本学科出发对特定“地区”进行研究的学者集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之中，从而跨越了上述推进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三种矛盾或界限。这种学科间相互促进的实践，不仅表明此前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而且也影响了历史系科和三个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系科内部的社会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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