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这个困境，笔者认为，可以求助于“相对合理主义”。所“相对合理主义”，是指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法治环境中，在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下，我们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程序操作，都只能追求一种相对合理，不能企求尽善尽美，也就是说“不求最好，只求较好”。 它以“公理化思想”为理论前提与价值预设，以“初级论和有限理性”为理论出发点，以“条件论”和“相对合理的思想”为方法论基础与本体。［３］相应的，我们认为，辩护、参与、中立和正义等本身就是一种公理化目标，但在中国这一特殊的国情下，还不可能完全达到，这次刑诉法修改，将委托辩护人期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而不是侦查阶段，即为明证。应该说，在我国法治环境还较差的条件下，实行绝对的程序本位主义，按照第一种观点的做法，虽然从理论上分析可能是“最好的”，但实践中又是不可行的，也是普通人的观念难以接受的；而实行绝对的程序工具主义，以实体的正误裁断程序的取舍，只要结果正确，程序的瑕疵就可忽略，第三、四种观点的这种做法，与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也相距甚远，属于“较坏的”一类做法。
因此，在坚持程序正义，维护程序的尊严的这点上，关于本案的第一种做法比较到位，但这种理论上“最好的”做法在当代中国又是不现实的。相比而言，第二种观点的做法，也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它是“相对不合理的”。因为人民法院将案件退回检察院重新审查起诉，相应地延长了被追究者的羁押期限，从而使他们长期处于被怀疑、被控告的不确定状态，对其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和将来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以牺牲被追究人实体上的权益，来维护程序上的尊严。所以，如果我们采取第二种方案，则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关于本案的四种方案中，第二种观点的做法又较为可行，它与第三、四种观点的做法相比，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较不坏的”，具有“相对合理性”。毕竟，本案中检察院的做法，是一种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它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委托辩护权，也使法律的有关规定落空。因为《
刑事诉讼法》第
１３９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其中“听取犯罪嫌疑人委托的人”的意见，是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定义务，而本案中，两被告人由于不知有权委托律师而没能委托，检察机关自然就无法听取他们所“委托的人”的意见。同时，由于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尤其是辩护律师）享有较大的权利，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行使此两项权利时，要经检察院的许可）；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证人的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申请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并且经检察院许可和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也可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此，辩护人（包括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本案中检察人员的“疏忽”，乃是一种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程序性权利的行为，这不是靠审判阶段中“补请”辩护人所能弥补的。
因此，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委托辩护权的真正实现，有必要采取第二种方案，退回检察院重新审查起诉，检察人员重新审查起诉时再告知他们有权委托辩护人。而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解决：第一、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
７４条的规定：“犯-0 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所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超过期限的，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改变强制措施；第二、本案中，如果两被告人被宣告无罪，或者已羁押的期限超过了所判的刑期，应对两被告人适用国家赔偿。应当说，第二种方案的实施，贯彻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体现了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违反法定程序行为的监督，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