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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起诉的材料之日起３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的委托辩护权，这相当于国外侦查阶段的＂米兰达忠告＂。本案中，检察院由于自身的疏忽没有告知，属于程序违法，人民法院应对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中获得的一切证据不予认定，整个审查起诉活动无效。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应将本案退回人民检察院，要求检察院重新审查起诉，在重新审查起诉中，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之间相互制约的实现。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在审判阶段，法律本身也允许被告人委托辩护人，所以即使法院允许两被告人在审判时期补请辩护人，也无法弥补两被告人所遭受的权利侵害。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作用，如果起诉阶段没有辩护人，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在起诉阶段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即使检察院的起诉本身没有错误，也会导致犯罪嫌疑人心存疑虑，所以应将案件退回检察院重新审查起诉。
第三种观点认为，案件应继续进行，因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下，包括律师在内的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所享有的权利受很大的限制，故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请不请辩护人，对其实体权利的影响不大。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告知被告人补请辩护人，同样也可维护其正当权益，故没必要再退回检察院重新审查起诉，法院审判应当继续进行。
第四种观点认为，案件应继续进行，但其所持的理由不同。这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告知两被告人有权在审判阶段聘请辩护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因没有委托辩护人而遭受的实体权益损害，可以通过二审程序补救。也就是说，被告人若发现自己在审查起诉阶段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导致法院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有误、裁判不公的，有权提出上诉。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各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存在相应的不足。按照第一种观点，认定审查起诉活动无效，但按一事不再理原则，只能宣告两被告人无罪，这会使真正的罪犯逃避审判，从而导致放纵犯罪；按照第二种观点，退回检察院重新审查起诉，这会变相地导致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延长，这与及时原则相违背，如果一审判决被告人无罪或罪轻（所判刑罚少于羁押日期或者刑种轻于羁押），这会导致被告人实体权益的损害；第三种观点主张审判继续进行，这实际上剥夺了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委托辩护权；第四种观点寄希望于二审程序，与其如此，不如把这种违法错误消灭于一审的“萌芽”状态。可见，以上四种观点的分歧，反映了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的冲突：第一、二种观点维护了程序正义，但却忽视了实体真实和对被告人实体权益的保障；第三、四种观点主张实体第一，程序的违法以不损害实体权益为前提，相应地忽视了程序正义。
当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进行选择，这就涉及到了价值判断的问题：程序工具主义者认为，程序没有独立性，程序的价值在于保证正确结果的实现，因此只要能够作出正确的裁判，即使程序上稍有瑕疵，也无关紧要，上述对于本案的第三、第四种态度，就反映了这种观点；而程序本位主义者主张，程序具有内在的优秀品质，它对保障人的尊严和人的自主性有重大作用，程序的价值在程序本身或法律实施活动的过程中得到体现，而与程序所要形成的结果无关[2]，上述对于本案的第一、二种观点．就是基于维护程序尊严的考虑；但根据诉讼效率的原则，上述第二种退回重新审查起诉的观点，虽维护了程序的尊严，但难免与及时性原则相违背。因此，本案的处理，实际上涉及了实体真实、程序正义和效率原则的“三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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