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在财政上。上述英国“由私臣转化为公职”的过程中，最早从王室中独立出来的官职就是“财政大臣”（chamberlain）。这一职位本来也是英王私人的帐房先生，他的独立显示出王室财政和国家财政的分离。我们老百姓都明白，分家首先就是分钱，钱不分开，而说什么什么要分开，那等于糊弄人。一个在钱财上将君王和国家分得清楚的体制，就是一个私有制的君主制，一个对此分不清楚的体制，那就算一个公有制的君主制。
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此分别呢？肯定地说，自然是有。汉代的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就分开了，一个政府的财政部长，叫做大司农，一个皇帝私人的财政部长，叫做少府。从此以后直到清朝，这一财政上的分别都是泾渭分明的，皇帝厚着脸皮动用政府财政的事，当然也是时常发生。因为在君尊臣卑之下，皇帝的权威只有习惯上和事实权衡上的制约，并无法理与逻辑上的禁区。但是名分定了，总归是一件好事。
娜拉出走之后，却有所不同，整整倒退了一大步。出于对绝对的政教合一的信奉，革命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也就天人合一了。80年代胡绩伟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党的预算应该每年交给人大来审议，还只是把党国合一之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官方术语，我的说法是宪政改革）拉开了一个口子，就遭到批判。再到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在有关“党产”问题上四面楚歌，遭到全社会普遍攻击，搞得狼狈不堪，也是导致选举失败的一大因素。但人家既有所谓“党产”在，总算不是党产即国产的局面。而是大家觉得你原本该用少府的钱，却背地里动用了大司农的钱，是也不是？
一个政体不管叫做君主制也好，叫作共和制也罢，若是连国家财政都不能够与执掌国家的人或集团有所区分，那么下面的官员职位，无论是国家选拔，抑或是私相授受；是私臣乎，公仆乎，也就实在不好意思讲了。
一个企业的产权改革，称之为“掺沙子”。通过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就把股东个人的钱财与公司的钱财分开了。模仿尼采的名言说，“几乎所有的老板都懂得，为了自我生存，就不因使小股东失去所有的力量”。而“国家”这个概念据说是很崇高的，但又据说生存权是最重要的人权，那么在老百姓眼里，这个国家首先还是一个经济组织，所谓领袖也首先是一个老板。因此我比较庸俗的认为，锱铢必较，把钱分清楚，恐怕是最重要的。行百里者半九十，要完成从“私臣”到“公仆”的真正转化，看来首先还是要取决于我们这个政体，如何像一个现代企业那样去“掺沙子”？
一种掺法把自己当作政权中控股的大头，然而容许其他的力量参股。比如台湾的做法，害处在于养虎为患，终于小鱼吃大鱼。另一种则是化功大法，把沙子掺进肚子里来。比如吸收资本家入党。至于害处，我不敢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