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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批评者心目中的价值论，若众多的批评者趋于同一，则大致应是前两种通常的价值论（笔者尚不知第三者），否则必定纷繁杂驳。如此，苏力就只能放弃不属于自己心中之物了。苏力没有为这个纷繁杂驳的心中之物添加一根丝线，不能认定苏力一定有错。试析这种杂驳之物中的一根丝线，有人批语苏力的本土资源意在“本土法治”（刘大生：《从“本土资源”到“本土法治”》，[世纪中国]）。这种批评有道理——难道一切法治不都是“本土法治”吗？我想苏力也应该同意这一点。但这种批评何以会成为批评？原来批评者虽然并未对“本土法治”作出明确界定，但结合苏力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也有法治的判断，批评者大抵就认为本土资源所意在的“本土法治”即为当今中国之法制或由其所演生的东西。反对这种“本土法治”可以说是批评者持有的价值论，但这是一种否定式的价值论，尚不知其正面为何物，苏力如果不是神明，则只能放弃他人心目中的东西。
受福柯的知识的谱系学及哈耶克的有限理性的影响，再加上对解释学上“偏见”的认同，对于苏力，我们似可断言：⑴苏力必定是持某种价值论的——他必定有某种立场上的“偏见”；⑵应该从谱系学的角度梳理这些偏见，如果不能综合各种谱系总结出一种绝对正确的偏见，就不应该固执于一种偏见，虽然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有这种固执；⑶有限理性决定绝对正确的“偏见”即便有，也不可为我们所知。如此，苏力企图摆脱某些价值论上的偏见则应该是他知识上的必然，换言之，苏力的知识系统促使他放弃或力图放弃价值论上的偏见。
2、但苏力真的能放弃价值论上的偏见吗？回答是否定的。苏力至多只能在各种偏见上跳跃，并使这种跳跃尽可能服从某种逻辑关系。这就注定了苏力研究方法的“神出鬼没”（易延友：《走向独立与公正的司法——司法改革述评》，《中外法学》2000、2），以及论证的相互矛盾或逻辑不一致（徐忠明文）。我不知道苏力对这种批评持何种态度，但也可以想见，苏力有理由置之不理。比如，在论证中，苏力一方面会写道，理论对实践的作用即便有，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又写道，词语对社会的作用莫能忽视，这种矛盾的论述在苏力的著述中似比比皆是，至少不少见。但苏力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吗？——这其实是不同知识体系未能调和所产生的张力所致。苏力既然反对那种由单一的前提出发所建构的宏大叙事，那么，只要这种反对有道理，苏力同时在两种或多种知识的谱系间摇摆，就未必不合理。
理解这种因人类知识发展的局限而导致的知识间不可避免的张力，或许就能理解苏力行文的“出格”。比如，苏力行文中会有这样的语句：“假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生是有限的，还需要假如吗？——于是有人批评苏力行文不遵守逻辑或语法规则（刘大生文），不无道理。若“假如人的生命是无限的”，这样的假如就不会有任何非议，假得有法，因为客观的情况是人生有限。现苏力假如人生有限，岂不是要肯定客观的情况是人生无限吗？在此，苏力肯定不是要说人生无限是客观存在的，或许是要说那种基于人生无限的论述是客观存在的。的确，真还有人会做那种只有无限存在的上帝能做的绝对正确的论述，因而不承认自己的知识是一种“偏见”。我的这种理解大体上也符合苏力的本意，虽不能完全使苏力避免违背语法的嫌疑。但若换一个角度，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假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类表述，不值得大惊小怪。事实上，苏力正好也张弛在文学与法学之间，以致不知自己的著作到底是文学作品，还是法学作品。苏力的不是在于他未经他人同意就擅自产生了“诗人所说的‘历史的多情’”（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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