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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这种擅自产生的“历史的多情”，使得苏力敢于在不同谱系的知识间跳跃。“历史的多情”决定了⑴苏力学术语言的文学化，⑵苏力对历史与现实深刻的关注。历史及现实的忠实叙事需要不同谱系的知识，而不同谱系知识间的内在张力似只能以文学语言的方式克服，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会出现一种“苏力现象”：很多人为苏力的著述吸引，但又感到苏力没有明确告诉他们什么。在此苏力更像苏格拉底（我无意拔高苏力，详后），只要你进入他的语境，那你就身不由己得跟着他走了，若你事后反思，苏力确实又没明确地告诉你什么，一切结论都是似乎是你自己的，那怕这些结论违背你的初衷。不过，如果你相信你的初衷是正确的或至少不是那么明显不合理，那苏力的
逻辑就成问题了。
3、这就决定了苏力的宿命：苏力的结论有为现存体制辩护的嫌疑。这种批评不无道理。的确，在苏力纷呈各异的结论中，要找到有这种嫌疑的结论易如反掌。“历史的多情”是对历史之过去及现在的多情，而不是对未来的多情。苏力倡导习惯法，反对在法治上搞乌托邦，反对任何乌托邦式的普适的法治，甚至反对任何普遍的东西，这与知识的谱系学思路是一致的。这也决定苏力的任何结论都是一些散落在地上的杂乱无章的磁针，它们不指向任何一个特定的方向，但只要有人拿着大磁棒加以调理，它们马上就有了方向。另外，散落在地上的磁针较之飘浮于空中的结论，也注定了苏力的保持性——这似乎也是多情于历史而非未来的必然。
当然，这样理解苏力，未免简单化了一点。苏力是保守的，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法及法学这一特定的知识谱系是保守的（苏力：《反思法学的特点》，《读书》1998、1）。在这一点上苏力与苏格拉底又是相同的。谁要是不理解苏格拉底自觉地饮鸠而死的情怀，谁就不会完整地理解苏力。——我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苏格拉底自觉的死与苏力无自觉地为现存制度辩护的结论不一样都是保守的吗？当然，你可以说，苏格拉底是行，苏力是言，那么苏力做所谓的官不同样是行吗？以我之愚陋，苏格拉底之死与苏力的所谓出世入世都是在“带着脚镣跳舞”，而这一切本源于法及法学在“带着脚镣跳舞”（《反思法学的特点》）。
我不知道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做他的牛虻工作时，其时学人会对他有怎样具体的评价。但无疑，在雅典民主派对贵族派的斗争中，苏格拉底站在后者的一边，其“保守性”是显然可见的了。而在“牛虻”这一点上，苏力与苏格拉底又是相同的，他已把学界搅动得不安宁了，批评他的浪潮已铺天盖地，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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