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自由主义理念的拓展，西方价值观念不断波及到非西方世界，这实际上是把一种文明模式套用给全人类，其后果要么是西方价值观一统天下，更大的可能则是不断拉大价值差异，导致出现亨廷顿所担心的文明之间的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
人权一旦与政治目标相结合，那它就不再纯粹。著名人权学者科斯塔斯·杜兹纳在他的新书《人权与帝国》中指出：“政府判断人权是根据它们的实用性和大后方的成功”，“当人权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主义或社群主义的地方主义的工具时，它们的目的就被逐渐削弱。”按照杜兹纳的看法，人权的内容和充分程度是由强者决定的，目的在于增进强者利益：“尽管人权看来似乎是普遍的，而且对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都不感兴趣。但是它们的胜利却意味着它们现在已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主要武器，并正在逐渐损害它们对普遍性的所有权。”的确，在政治话语的笼罩下，人权的绝对普遍性往往成为政治霸权主义的最好借口。
最低限度的人权才有完全的普遍性
如果要成为适用于一切人类关系的道德标准，人权就应当与多种文化和道德差异和谐共存，这首先要求正视人的多样性的事实。
美国学者唐纳利在《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关注点应当是人权的相对普遍性，而非普遍性中的相对性，在承认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求共识。唐纳利没有刻意对人权进行解构，米尔恩则将人权对应于不同的道德层次：共同道德和特殊道德，包含在共同道德原则中的权利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权，普遍低限道德标准的基础是“人道原则”。不论相互之间有什么差别，任何共同体都必定拥有一些起码的道德原则，它们构成了每个人类成员必须享有的权利。米尔恩认为这些共同道德原则包括以下九项：行善、尊重人的生命、公正、伙伴关系、社会责任、不受专横干涉、诚实的行为、礼貌和儿童权利。这九项共同道德原则是普遍的和最低限度的，以它们为来源，有七项权利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人权，即“生命权、公平对待的公正权、获得帮助权、在不受专横干涉这一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权、诚实对待权、礼貌权以及儿童受照顾权”。
由于低限道德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类关系，所以低限人权也是普遍的。在时间的延续性上，低限人权代表着人类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它不可能超越社会环境、共同体生活的基础和历史传统而横空出世。在空间的普适性上，它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不受任何特定生活方式、特定道德、特定制度以及信仰、价值的拘泥，既适用于同一社会的不同成员之间，也适用于不同社会成员和不同文化信仰者之间。低限人权是跨文化的普世伦理和底线伦理，适用于一切文明类型，能够与众多的文化和道德差异和谐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