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一开始，大多数国家就都同意把这些经济社会类权利包括在《宣言》之中。最强烈主张把经济社会权利写进《世界人权宣言》的，并不是苏联代表，而是智利代表赫南？桑塔？克鲁兹。而在把经济社会权利写进《世界人权宣言》中起到重要影响的，也不是苏联代表，而是法国代表勒内？卡森。勒内？卡森在国际联盟工作多年，有非常娴熟的文件起草能力，他提出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份正式草案，因此被誉为“宣言之父”。当然，人权司司长约翰？汉弗莱并不认可勒内？卡森这个“宣言之父”的美誉。勒内？卡森深受法国人权传统的影响，他坚定地支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之前的辩论中，各国代表都争相赞誉社会和经济权利。查看《世界人权宣言》，可以认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没有顾此失彼、厚此薄彼。
对社会和经济权利持强烈反对态度的却是南非。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之前的辩论中，只有南非还对经济社会权利仍然表示反对。历史有时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当年对经济社会权利持强烈反对态度的南非，在若干年后却制定出了对经济社会类权利保障极为全面有力的宪法，在推动经济社会类权利的司法保障上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
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中，美国代表并不是最强硬的西方价值观的维护者。黎巴嫩代表查尔斯？马立克就鼓吹近乎没有限制的个人自由，为此与苏联代表多次争论，而苏联代表则经常提出使用限制性条款，对信息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等等进行限制。但马立克的强烈个人主义观念最经常遭到的批评并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来自英国代表。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上，英国与苏联的主张最为接近，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竟结成了同盟。而在处理工作权条款时，苏联主张由国家提供就业保障并为失业者提供程度较高的生活水准保障，就得到了欧洲和拉美国家的支持，最后表决时，只有美国代表投了反对票，美国的主张是此条款应简短概括。
1947年1月人权委员会开始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世界人权宣言》即获得通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起草和通过用了近二十年，又用了十年时间才获得生效。当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公约要比宣言更复杂，对起草技术的要求更高，但除了技术因素外，起草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时两个超级大国形成的东西方阵营在具体问题上的互相掣肘也是拖延时间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尽管各国政府也有其政治目的，但刚刚结束的惨烈的二战及其对人权的残酷蹂躏还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各国对保障人权的共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利益纷争和意识形态斗争。而且，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这些代表作为个人都对保障人权具有热情和献身精神。所以，《世界人权宣言》并不是东方或西方哪一方主导的，而是各方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代表张彭春时任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也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和通过发挥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