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风险刑法”理论浪潮，我国刑法学界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予以谨慎对待，我国刑法在规制社会风险方面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所言：“审慎，在所有事物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的美德……在国家发生的所有变革中，中庸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不仅和平友善，并且强大有力”。[16]

【作者简介】
齐文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也有学者称之为“危险刑法”．参见罗克辛：《德国刑法学》，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还有学者称之为“安全刑法”。参见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刘国良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参见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陈晓明：《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郝艳兵：《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价值观念及其立法实践》，《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7期；等等。此外，2010年11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专门召开了“风险社会与刑事政策的发展”研讨会，来自全国的30多位刑法专家对“风险刑法”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大会共收到20多篇与“风险刑法”有关的论文。
罗克辛：《德国刑法学》，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参见赵延东：《解读风险社会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6期。
虽然乌尔里希·贝克强调“风险社会”的风险不同于工业社会的风险，但从根源上看，“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内生的，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基础是现代工业的过度生产。因而今天的风险与危险，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即它们的威胁的全球性以及它们的现代起因”。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中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规定，使得该罪由具体的危险犯变成了抽象的危险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中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降低了对结果要件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3条中的“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修改为“情节严重的”，使得该罪由原来的结果犯变为情节犯。
以上两个罪的修改主要是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量刑标准之外增加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的规定。
参见程红：《人体试验的刑法分析》，《中外法学》2010年第6期。
参见加藤久雄：《后基因社会“医事刑法”规定新“保护法益”的必要性及其课题》，王晓民译，载林亚刚主编：《武大刑事法论坛》第3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刘国良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参见伊东研家庭祐：《现代社会中的危险犯的新类型》，郑军男译，载何鹏、李洁主编：《危险犯与危险概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转引自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参见周详：《民生法治观下“危险驾驶”刑事立法的风险评估》，《法学》2011年第2期。
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4页。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