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确定效果说。此说认为，时效完成并不能发生权利取得或消灭的效果，此效果之发生尚须时效的援用。对于这一结论，有人的解释是“时效援用是效果发生的停止条件”，即时效完成时，权利取得或消灭的效果即已成立，但未生效，一经援用，即效果自始发生（停止条件说）；也有人将时效的完成与援用都作为时效效果发生的要件（要件说）。而法律把援用作为要件的理由，一是“良心规定”，即因时效使非权利人取得权利、义务人免除义务，是违反道德的，故应将是否享受此种利益交给当事人的良心来决定；二是“禁止强加利益”，即对当事人即使是利益，也应交由其自行决定是否获取，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5}。学者指出，时效期间届满，并不当然导致权利的消灭，仅仅是产生当事人取得“援用权”的直接效果，时效之完成与援用权的行使，方可使时效之“本体效果”（即权利消灭）得以产生，由此，“时效之援用系时效完成之要件与时效之本体性效果之间的媒介作用{6}。
日本的判例通常采用“攻击防御方法说”，但也存在明确采用“不确定效果说”中的“停止条件说”的特殊判例[1]。此外，《日本民法典》第146条规定：“时效利益不得预先放弃。”对此作相反解释，则时效利益得在时效完成后放弃。日本学者指出，时效利益的放弃“系指完成后之时效效力消灭之一种意思表示，其效果便是时效援用之随之丧失”{7}。此种放弃可有两种方式：一是明示；二是默示，即在不知道时效已经完成情况下的“自认行为”。关于自认行为构成时效放弃的理由，日本过去的判例将之归结为对当事人之时效完成认识的推定，即因时效期间的经过及债权消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时效完成后实施自认行为时，推定为明知时效已经完成。但现行判例则采用了新的见解，认为认定自认行为导致援用权消灭，不是基于放弃时效，而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首先，时效完成后，债务人一方面承认债务，另一方面又主张债务因时效而消灭，自相矛盾；其次，在此情形，认为债务人不会援用时效的相对人的信赖需要保护{8}。
由此可见，日本民法在采实体权消灭主义的情况下，对于时效完成后债务人主动履行债务或者承认债务的问题，是采用“放弃时效利益”的方式予以解决的。而时效完成之后，如果当事人未行使时效抗辩权，则实体权利并未发生绝对消灭的效果。
（二）“请求权消灭主义”之正确理解
“请求权消灭主义”模式为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采。既有理论认为，依照此种模式，时效完成，请求权即归于消灭。但事实亦非完全如此。
《德国民法典》第222条第1项规定：“消灭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得拒绝给付。”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44条第1款的规定与德国民法相同：“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其第2款则进一步明确规定：“请求权已经时效消灭，债务人仍为履行之给付者，不得以不知时效为理由，请求返还。其以契约承认该债务，或提出担保者，亦同。”
对于前述“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之规定的含义，台湾学者将之解释为“时效之效力，以义务人之行使抗辩权为法定停止条件而发生，盖以已罹消灭时效之债权之履行，当为有效之清偿也”{9}。也就是说，依照这一规定，时效完成时，即成立请求权消灭的事实，但这一事实的生效，须以义务人行使时效抗辩权为条件，如义务人不行使此项权利亦即不援用时效对权利人的请求予以抗辩，则实体权利并不受到任何影响，如果义务人在此种情况下履行了债务，为有效清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