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曾指出，拉铁摩尔也许低估了气候变迁对以上这些“边缘环境”的影响。历史上中原王朝北疆形势的重大变动，背后往往伴随着气候冷暖的微妙改变。近来的研究表明，东汉末年鲜卑人的南迁、唐代中期“安史之乱”的爆发和游牧民族的内侵、以后契丹人、女真人、满洲人的南侵，都伴随着气候由暖转冷的过程。而与之相反，中原王朝一度挺进漠北的西汉中期、唐代前期则均为气候相对温暖的阶段。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应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规律。在气候温暖而湿润的时期，降水增多使北方很多原本不适合农耕之处也具备了良好的开垦条件，气温上升不仅能提高作物成活率，而且使产量增加，农耕地域便会积极向北扩展，中原统治者也会随之加强北疆的军事控制。当地农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卫戍人员的食物供给，从而加强了防御能力。同时，暖湿气候也有利于草原上牧草的生长和牲畜的繁殖，推进了畜牧业的繁荣稳定，满足了游牧民族的生存需要。在这双重因素作用下，游牧民族便主观上不需要，客观上也难以南侵掠夺。而反过来，一旦气候转为干冷，一方面，农耕由于缺少降水和温度而产量锐减甚至难以为继，农耕区向南退缩，戍边的军队也由于缺乏粮草供给而实力削弱（古代运输能力十分有限），原有的边防力量往往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畜牧生产也会因气候原因而大受影响。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游牧民族相对于当时的农耕民族而言，对自然的依赖更加明显，“充满了危机与不确定”。因而气温下降和降雨量减少对畜牧生产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所以，气候由暖转冷往往迫使游牧民族向适合于生存的南方大规模迁移，从而导致了古代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南侵。

　　当然，冷暖气候变迁并非必然导致中原王朝北疆形势发生变化，冷暖气候变迁也不是游牧民族南侵的唯一原因。游牧民族南侵往往是政治、经济、军事、气候环境等许多因素互为交织的结果。但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生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从地理环境视角出发，客观地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边疆问题，较以往将边疆问题单纯看作剿抚之计的片面观点，无疑是一种进步。正如拉铁摩尔所言，“对中国长城地理的历史研究，需要确切了解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各种不同社会在它们的环境范围中成熟、活动并发展，而且企图控制它的方式。” 研究地理环境与边疆形势之间关系的问题，有助于把握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对于处理好边疆地区的农牧业发展，加强边疆地区的环境保护，也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