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O. Lattimore）先生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说道：“地理环境具有长期的影响力……只要了解地理位置各种因素的总和，以及任何历史时代最典型的中国文化所赖以发展的条件的总和及比例，了解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可以，至少在广义上，指出中国历史在任何发展水平上的中心及边缘。”

　　在远古的时代，无论是华夏族群的始祖，还是所谓“戎狄”的祖先，都在中原大地上处于兼营农牧狩猎的原始混合经济状态，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尚未诞生。而伴随着黄河中游适宜的气候和水土条件促成了农业的较快进步，促进了人口增长和手工业的进步，使华夏族群发展壮大，开始长期不断地向外扩张。中原广袤的平原地势无疑便利了这种扩张。春秋初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诸侯封国所掌握的，往往只是城邑周围的有限土地。而当秦统一天下之时，中原王朝囊括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阔地域。正如拉氏所说，“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并不完全是少数民族从遥远的草原侵略中国的结果，而是汉族对外扩张的结果。汉族的扩张把原来一种比较‘落后的汉族’居民逼走，使他们逐渐转变成一种草原社会。”那些非华夏族群有些逐渐主动或被迫地融入华夏族群，有些则被迫转徙草原，迫于环境放弃固有的农耕生产，逐渐演化为王明珂先生所称的“专化游牧业”，同时建构新的社会组织来适应游牧生活，并以之抵抗中原王朝的扩土，或以此突破其资源封锁线。

　　同时，中原王朝的扩张客观上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只有气候、土壤、水利等因素都适合于农耕的地域，才能开展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并有剩余产品供给当地的行政官吏和驻军，这是中原王朝设置郡县，实施行政管理的基础要件。西汉中叶在河西走廊、辽河下游、朝鲜半岛设置郡县，都仰赖于当地适于农业的气候土壤和充沛的水源。相反，尽管汉代、唐初、明初也曾多次北伐蒙古高原，但由于当地气候高寒，瀚海戈壁纵横，不适于农耕，没有定居条件，也无法负担驻守官兵的供给，无法在当地立足。而西域绿洲地带，农业发展规模有限，故中原王朝对当地一般仅是采取军事监护性质的羁縻政策。中原王朝“守在四裔（夷）”的理念，归根到底还是确保中原核心区域的安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征服——这与地理环境的制约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