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官，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戏剧舞台上的那些“青天”形象，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明察秋毫，料事如神；除暴安良，刚直不阿；振贫扶弱，爱民如子；志行修洁，励精图治，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于是便产生这样一种联想：如果为政者都是清官，那该多好啊！肯定是天下归心、国泰民安了。然而，戏剧毕竟不是生活，社会发展的铁律告诉我们：为政者清一色，不但不能长治久安，民富国强，甚至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历史上的清官，大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人格缺陷，只要他们走下戏台，融入社会，我们便会看到他们脸上的苍白与狰狞：

　　一、志大才疏，食古不化。历史上的清官，大都手长袖短。他们虽有修齐治平之志，却无安邦定国之才。在民间的戏剧舞台上，包拯可说是清官第一，他自称相爷，身带三口威力无边的铜铡，日审阳，夜审阴，明察秋毫，料事如神，不畏权势，刚直不阿，连人间至高无尚皇帝和阴间掌人生死的阎王也惧他三分。但《宋史》中的包拯，从来没有做过宰相，最大的官为礼部侍郎，虽然在开封当了一年半的知府，也没有任何经典案例载入史书，有一件“审牛舌案”虽然发生在他任天长知县的事，但又记在《宋史·穆衍传》中，所谓“狸猫换太了”“斩驸马”等等，都是民间艺人编的。与他同朝为官的欧阳修对包拯的评价是：“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庭事体，或有不思”。另一个与包拯齐名的清官要算海瑞了，他以直言上疏骂皇帝而闻名天下，嘉靖皇帝死后，徐玠鉴于海瑞的名声，将他从监狱里放出来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理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由于他具有天生的仇富情节，处事断案“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使得一些刁钻的贫民“乘机告讦”，乡绅富户被诬负屈，纷纷外避他乡，两年期间，当地的赋税便减了三分之二，自己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朝野上下的压力下，他只得离任，在赋闲中度过自己的余生。在志大才疏的清官中，最悲情的莫过于被文人们誉为“天地正气”“骨鲠千秋”的明初方孝孺了，作为帝师，建文帝对他信任有加，皇帝诏檄全由方孝孺所写，凡国家大事，帝常命孝孺就座批答。如果孝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治国之才），只是帮助建文帝读书解惑也就罢了，可他偏要以帮助建文帝颠覆先帝铁腕治吏的治国方略，推行仁义新政为己任，削藩本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可他偏要建文帝从实力最弱的削起，结果打草惊蛇，让实力最强的朱棣赢得喘息之机；朱棣的几个儿了本已被朝庭扣押，不敢轻举妄动，可他偏要建文帝放虎归山，让朱棣消除了后顾之忧；朱棣起兵靖难以后，建文帝怕背杀叔之名，特地下了一道口喻，不准任何人伤害他叔父，孝孺也不劝阻，致使朱棣在两军阵前纵马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在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方孝孺又向建文帝推荐了自己的好友李文忠的儿子，好大喜功又只会纸上谈兵的李景隆担任朝庭50万大军的统帅，结果被朱棣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又打开金川门，迎朱军入城；朱棣孤军深入，即使攻破京城，全国大部分地方仍掌握在朝庭手里，如果建文帝听从其他群臣建议，暂避锋芒，未必不能扭转乾坤，可方孝孺却力举死守京城，甚至要皇帝以死酬志，致使皇帝自焚；这时候，如果孝孺要尽忠，既可以与帝同死，也可以杀敌拼死，也可以自杀，可他偏要让朱棣拿住以后故意激怒朱棣，拉着自家十代800多人为自己陪葬，岂不迂腐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