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刚愎自用，先入为主

　　清官自恃儒家正统，处事断案都是依照古老的道德标准，先入为主。对一些疑难案件，不是千方百计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曲直，而是根据当事人的身份和地位，按照自己心目中独特的“公正观”进行判决。如海瑞在介绍自己审理民事案件的经验时，曾洋洋自得地说：“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其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也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被誉为“明察秋毫”的“包青天”，因刚愎自用，也常被人愚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么一回事：有一刁民犯法，应杖脊，便向包拯面前的一个小吏行贿，求免杖脊，小吏对他说，明日升堂，你只管不断呼喊自辩，我会与你分罪。第二天，包拯升堂时，果然要小吏责杖，犯人分辨不已，小吏借此大声呵斥：你受脊杖就是了，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包拯怪小吏弄权，反将小吏杖之十七，将犯人免除了脊杖。包拯自以为这是惩强扶弱，却不知道自己进了小人的圈套。南宋朱熹，号称大儒，但《二拍》中记载的一件案子，却让人啼笑皆非：朱熹担任福建崇安知县时，受理一小民告大姓夺自己祖先墓地案，堂审时，双方各执一词，朱熹亲自实地察看，但见那地山明水秀，龙飞凤舞，心想：这必是小民先祖葬着，大姓看见风水好，起心要他的了。大姓指着一坟说：“这是小人家里新造的坟，泥土工程都是新的，如何说是他家的旧坟？”小民说：“上面的新坟是他家的，但底下的老坟是我家的。”朱熹叫人挖开一看，果然有块刻着“某氏之墓”的青石板，旁边刻的细行，都是小民家祖先的名字。朱熹自认为眼见为实，便将坟地判给了小民。大姓不服上诉，朱熹认为他刁悍抗拒，勒令大姓迁出坟墓，并将他问了个强占四地之罪。事后当地公议朱熹断案不公，朱熹认为这是大姓势力大，便弃官不做，隐居五夷山中。后来，他路经此地，细听百姓私议，才知道当初小民为了诈取墓地，事前偷偷将刻好的青石板埋在大姓祖先的坟底下，欺骗了县官，朱熹这才悔之无及。由此可见，清官虽然不贪财，但特别沽名，他们往往自以为是，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也难以改错，更不会当众认错。

　　三、薄情寡义，暴虐凶残

　　在《老殘游记》中，刘鄂有一段关于清官的著名论述：“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认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刘鄂的话，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戏剧《十五贯》中的况钟，可谓正气凛然的清官，可史书记载，他做苏州知府时，让四个强壮的衙役，把违法者高高举在空中，活活摔死，一口所摔死六人，然后把尸体抬到街上示众，其残忍可见一斑。戏剧《秦香莲》中的包拯，可谓是除暴安良，爱民如子的清官，但当百姓触及统治者的利益时，其面目便狰狞可怕了，时年江淮、两淅、南京、河北旱涝相继，他明知那些所谓的“盗贼”是因“累年旱涝，物价涌贵，民食艰阻”的饥民，却还上奏皇上，建议对饥民“即时诛灭，捕捉净尽”，并要求对饥民剿灭不力的官员，要严加处罚，重行朝典。清官海瑞的薄情寡义，那更是令人发指了，据史料记载，海瑞一生结过三次婚，纳过两个妾，大夫人生了两个女儿后因与婆婆不和被休，二夫人刚结婚一月，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逐出家门，三夫人莫名其妙地病死，另有一妾也同日自缢。他有个五岁的女儿，吃了一张男仆递给她的饼，海瑞以男女授受不亲进行怒斥，女儿只得绝食，被活活饿死。有人评价海瑞是“尽忠时如蝼蚁，尽孝时如禽兽”，话虽然有些过激，但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