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的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4]“循环的大多数”指出，三个以上投票者对三个以上方案投票可能产生循环的结果，少数服从多数规则会失效。[5] 简单多数规则可能选择出大多数最不愿意的结果。[6] 布坎南指出，即便是最理想的情况下，多数者也会损害少数者的利益。[7] 由于公共品的外部性使得少数者无法以脚投票，制度强加便成为可能。需要注意的是，如布坎南指出，即便是在一致同意规则下，外部性仍可能存在：溢出于群体外的外部性，如环境法上代际公平问题。[8]

　　总之，在私人领域里，因不存在外部性，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是一致的；而在公共领域，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前两种理性发生冲突，制度可能强加于个体的意志之上。

　　三、损害一部分人就会损害全体的人

　　第二部分阐述了人们可能选择自己不意愿选择的制度。但没有说明，这种强加有可能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针对这种现象，奥尔森说，少数人也许比多数人更有力量。[9] 理由是，人数越少，结盟成本相对更低，个人分享的公共品越多，实行集体行动的激励越大。而对多数者来说，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少数者往往得不偿失——“合乎理性的容忍”，就是说，对他们不利的制度是他们自己选择。

　　然而，理性人仍然会选择对自己最优的制度安排。在公共选择这一市场上，多数者一旦发现制度对自己不利，他们往往选择退出，以规避对自己的损害。而逐渐地让市场中原来的少数者便成为上面力量薄弱的多数者。这样，市场整个选择的供给会少于需求，抬高资源的价格，让所有人受到损害。所以，公共选择的一个错误又会导致另一个错误，市场被政府所取代，市民的自由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一言以弊之，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把不利的制度安排强加于自己。

　　四、民主的自负：隐性责任的失灵

　　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壁垒被人为地淡化之后，私人领域的选择权会被扩大，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会形成对峙之态势。所以，当国家的手伸向社会的口袋时，两种理性的界分很容易被跨越。其后果便是，个体间的任何利益均衡被动摇，都会对所有人不利。

　　民主的自负在于公共选择的规则，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源于多数人的选择。个人的选票对制度的形成作用甚微，从而，因个人理性差异而使得每个人从来都扮演指责别人的角色。正是如斯的隐形责任的集合，最终导致制度选择的失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