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一、自然发生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理性人会自动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但是，当众多个体被组合在一起时，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可能会损害别人的最大化目标，这会导致后者的反向歧视——报复或者程度更甚的抵御，从而损及前者的利益。自由被称之为是有限度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故而，损害别人利益为结果的利益最大化并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反之，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是以不损害别人利益最大化为条件的。[1] 制度的安排，说到底就是协同众多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而成就的。个体之间相互就利益最大化进行谈判与互动，就会在某个时间与空间下，达成一种积极意义上对大家都有利、在消极意义上对大家都无害的制度。一旦情势发生变迁，新一轮的博弈过程便自然出现，新的制度也得以选择了。

　　所以，这种基于平行个体间的选择的制度会达到最优（最具理性并且效率最高）。然而，这与人类历史变迁的事实并不相符。在某个时段内，人类所选择的制度很可能损害小部分人的利益（这往往是常态）、甚至损害大多数的利益。而且，这种选择经常是顺延较优制度而作出的。“制度达尔文主义”的魔咒被打破了。诺思（North）将非理性选择归结为偶然“路径依赖”。[2] 真是这样吗？

　　二、对强加的制度的选择

　　非理性选择来源于哪里？有人认为，其是信息不充分对称的产物。但是，对较优制度的选择不也是来源于信息不充分对称吗？事实上，制度的选择在信息上是中性的。是此，理性与信息并无倾向性关联。“理性判断虽然依赖于信息的质量与数量，但理性本身也可以通过选择获得信息的方案来改善自己的条件”。[3]

　　个体通过投票来选择制度，而这种制度一旦形成，便成为公共品。自治公共品可以经由人们的选择而成就，强制公共品必须在公共选择之境况下方成就，所以，一切制度皆源于选择。

　　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一般而言，私人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就是说，一个人的受益是建立在另一个的损失之上。而公共品具有正的或负的外部性，这种相对方之间向外的“罅隙”使得个人凭空受益或受害成为可能。自治公共品便是，人们选择一种对别人受益与否漠不关心，而只关注自己受益的制度安排；强制公共品则是只有经过公共选择才能达成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