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深圳生产基地发生的一连串自杀事件带来了引人侧目的加薪：自7月1日起为工人加薪30%；自10月1日起，达到一定业绩标准的工人将额外加薪66%。按照公司规定，一线员工如果成功通过为期3个月的考核期，最早从10月1日起，其月薪将增加到2000元（这是目前员工月薪的两倍还要多）。实际上，目前一线员工要挣到这个水平的薪水，必需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1]

　　对富士康员工来说，此种举措无疑是利好消息。然而，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富士康增加员工薪酬的经营行为所引致的社会效应是什么呢？

　　首先，最直接也是明显的效果便是，此举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企业成本很可能被外向型地转嫁给消费者。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的富士康，所生产的产品包括iPhone和PlayStation视频游戏机等电子产品。同时，它也是大陆雇员最多的企业，拥有员工80万名。自2003年以来，每年它都是大陆最大的出口企业。而富士康位于台湾的母公司鸿海精密(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去年收入610亿美元。针对此次加薪，鸿海精密发言人丁祈安说：“我们现在开始采用国际标准，是时候让全球食物链来面对这些问题了。”从而，更深远的影响是，富士康的决定可能将最终推高全球电子产品生产的成本构成。

　　其次，此举表明，很可能大陆不再是提供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之土壤了。大陆将结束劳工低薪时代，其出口制造业的用工状况正发生重大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势与全国各地薪酬普遍上涨的总体趋势相呼应相吻合。譬如，温州多数工厂的工资已上涨了20%；北京市将把最低工资提高20%。

　　这种趋势的成因可归结于30年前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目下，该政策使得进入就业市场的新劳动力人数正急速下降。有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已经触及（或正在逼近）“刘易斯转折点”，即富余的农业劳动力“池”逐渐枯竭，引发工业工资大幅增长。[2]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得出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至5%，在2004-2007年期间增长大约7%，2008年则增长了16%。

　　一个悖论亟需关注：如果工资上升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企业的竞争力是会降低的。如果企业的竞争力持续降低，有可能导致订单转移、工人失业，而与工资增长目标背道而驰。从企业理论上看，一般而言，由于具有信息不对称、谈判地位不对等、价格粘性等特点，放任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美，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而事实上，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极其不完善，政府在制度建设方面大有可为。譬如，异地就业的工人享受不到当地居民的福利，跨省就业的人甚至不完全拥有自己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里的钱。这些制度严重障碍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减少了劳动力供给。而改变这些基本制度是政府的责任，而政府不应该止于直接干预劳动力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