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加薪可能导致经济通胀。在中国经济的宏观层面，在过去10年能够实现两位数经济增长，而通胀却微不足道，部分原因就在于工资的增幅小于生产率的增幅。而一旦工资继续上涨，正常的通胀率就可能更高，中国经济过热很可能会隐然成形。还有，这种景况可能导致更高的利率，给靠举债搞基础建设的地方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

　　然而，工资上涨是提振消费，减轻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增加出口，降低企业成本无疑得减低工资水平，这又是一个悖论。而不是像一小部分人所持的乐观观点，提高人们的收入，是鼓励他们减少储蓄、增加支出的最佳途径。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适度的消费繁荣会促进经济。其思路是，消费繁荣使得中国将从世界其它国家进口更多商品，推动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过程。只要潜在的通胀飙升能够在代价不太大的情况下得到控制，中国就将大大得益于更高的薪酬水平。但这种观点流于单一化，操作性并不强。

　　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宏观层面上，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与此同时，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至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薪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3] 微观事实是，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这种局面很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挑战。立基于此，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国出现的劳资纠纷？

　　事实上，如果不扭转这一局面，向上面所述的消费驱动型经济的必要转型就不会发生。相反，中国的需求将继续依赖于飙升的投资。而正是外资很容易造成资本的高密集度，从而使得劳动者薪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这在上面也提到过。

　　时值今日，虽然2008年我国施行了《劳动合同法》，要求资方必须与工人签订书面合同，但是我国没有为劳资双方集体议价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基础。譬如，工会没有独立（“官方工会”很少组织劳工行动），罢工权没有得到规定，等等。加上工资上涨的压力，对于已习惯低工资常例、工人无罢工权及随意解雇工人之环境的资者而言，加薪的动力非常式微，劳资纠纷仍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