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用烧饭解释烧埋银的渊源，是不够全面的，也是形式主义的做法。烧埋银就其本质，实际是一种损害赔偿制度。它的起源，应该从蒙古早期所处农奴制的社会形态来解释。综合有关资料和文化人类学原理，笔者认为：烧埋银应该是命价银习惯法的遗留。

　　命价银又叫赔命价，它产生于人类社会早期，指的是杀人者按照被害者的身份和价格，支付给死者家属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实物，作为补偿，从而免去刑罚。它的产生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是人类社会还处于物质非常匮乏的时期。因而物质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远比人命贵重。第二，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和商品交换，赔命价成为可能。第三，当时的人类对本身价值的意识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人和物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第四，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混乱，也造成很大的物质浪费和人们之间更深的仇恨。第五，社会发展产生国家器，统治阶级需要一个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人命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命价银虽然成为有钱有地位者杀人犯罪逃脱处罚的护身符，但相比如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注重资罚也是人类社会早期对待犯罪习见的观念和做法。后来随着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重视，国家机器的强大，杀人者才必须偿命。[08]在民间用金钱处理命案的做法一直存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私了”。

　　按照常规推测，蒙古族自然不应该例外。虽然没有蒙古族赔命价的直接记载，但《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曾经在扎撒里规定：“杀一穆斯林者偿四十巴里失，而杀一契丹人则仅偿一驴”，窝阔台并曾背诵这一条文来教训看不起穆斯林的契丹人。[09]综合前述《元史》的材料，蒙古人地位最高，命价最高，因而“犯者没一女入仇家”。这应该就是蒙古在统一中国之前赔命价的习惯法内容。《金史》卷一一五记载与蒙古族生活时间接近的西夏党项族“杀人者，赔命价钱百二十千”，同时的女真族也有“杀人偿马牛三十”的习俗[10]。而现代的藏族一直到解放前后，都还存在赔命价的法律[11]。这都是和蒙古族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接近的民族的情况。因而，我认为：如果认为烧埋银渊源于蒙古习惯法的假设合乎逻辑的话，那么其渊源应该是也只能是蒙古族早期的命价银习惯法。

　　需要注意的是，说烧埋银渊源于蒙古的命价银习惯法，并不意味着就是命价银习惯法的照搬。从烧埋银制度反映的对人命的重视和对苦主的关怀来说，这对当时的蒙古族社会是很难想象的。直到统一整个中国，蒙古统治者还在全国推行驱口制度，可见他们对人价值的意识应该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在他们的原始习惯里不太可能形成这样的因子。在烧埋银的形成中，是有所改造的，而且汉化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