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社会的法律改革
王云霞
【全文】
印度[1]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悠久而灿烂的法律文化。这种法律文化具有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和鲜明的民族特征，在古代东方曾大放异彩。它曾经伴随着宗教传播到东南亚、东亚一带，因此形成了东方三大法律文化圈之一的“印度法系”。经过两千多年相对稳定而缓慢的发展，至近代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后，印度传统法律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印度社会接受了现代西方法制文明，加入了普通法系的行列。
然而，如果说印度传统法律的变革仅仅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必然结果，那就过于武断了。事实上，印度社会的法律改革有其复杂的宗教、政治、社会背景，其后果也绝非简单的英国化。印度是我们的近邻，其法律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我们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因此，对印度社会法律改革的动因、进程及其特征进行分析探究，无疑对我们总结以往法律改革的经验、探讨当前法律改革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印度社会法律改革的动因
印度是一个盛产宗教的国度，先后蕴育了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著名宗教。对世界影响最广泛的是佛教，而对印度社会影响最深远的却是印度教。印度教的前身为婆罗门教，几乎与国家、法律同时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公元4世纪前后，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及其他民间信仰进行改革，以后改称印度教。印度教法是印度教义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印度教徒在宗教、世俗生活中一切行为规范的总称。它以印度教“梵我一如”、“业力轮回”等基本教义为哲学基础，以种姓制度为基本内容，以村社制为社会经济基础，以宗教、伦理、法律规范的综合体为表现形式。
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占据统治地位千余年以后，至中世纪中后期，印度教法的发展遇到了来自异族法律的强大挑战。1206年德里苏丹国的建立使伊斯兰法正式成为北印度的最高法律，1526年莫卧儿帝国的建立更使伊斯兰横行大半个南亚次大陆，印度教法则降为习惯法。当然，印度教法不是一般的习惯法，它仍是印度教社会的最高法律，印度教徒之间有关财产、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以及各种姓的权利义务问题仍以印度教法为唯一依据。只不过印度教丧失了国教地位，印度法也无法保持国法地位而已。伊斯兰法虽为国法，但穆斯林毕竟是外来者，人数也远不及印度教徒[2]，其影响力远不如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且伊斯兰法和印度教法同属宗教属人法，穆斯林征服者既然无法使多数印度教徒改宗伊斯兰教，伊斯兰法自然不能取代印度教法。更重要的是，在穆斯林统治印度期间，印度教法赖以实施的社会经济基础——村社制未曾受到根本的触动，印度教徒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印度教法的发展并未受到本质的制约。
随着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英国势力开始介入印度事务。东印度公司由最初单纯的贸易机构，逐渐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英王在印度的殖民机构。该公司在印度的殖民活动及19世纪中叶以后英王对印度的直接统治，使印度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印度教法在转变了的社会环境中显示出种种不适应性，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阶层的利益都需要法律加以明确界定，印度社会的法律改革势在必行。
(一)殖民统治破坏了印度教法赖以实施的社会经济基础
中世纪末期，印度简单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农村公社的自给自足性质已被突破。为市场生产的手工业和副业在农村公社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经济的发展方向。东印度公司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攫取了印度的许多国土，并从莫卧儿皇帝手中获得征税权。为了更多地从印度搜刮财富，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各地的土地田赋制度进行调整。1793年，东印度公司颁布了“永久租佃法”，在孟加拉、贝拿勒斯、比哈尔、奥里萨、德里、亚格拉、阿拉哈巴德以及马德拉斯北部地区推行永久租佃制，承认包税人柴明达尔为永久的土地占有者；柴明达尔每年应缴纳固定的田赋，否则其土地将被拍卖。在永久租佃制实施过程中，土地实际上被确认为柴明达尔的私有财产，柴明达尔可以随意夺佃，并以更有利的地租出租给任何人。农民从此失去了世代拥有的土地占有权，成为一无所有的佃户，印度的村社经济遭到根本打击。虽然在农民的强烈反对下英国殖民者又推行过“农民租佃制”(村社农民直接向东印度公司缴纳田赋)以及“短期租佃制”(公司每隔25-30年向柴明达尔或农民征收一定额度的田赋)等形式的赋税制度，但无论哪一种形式都伴随着对农民的剥夺，自古形成的村社制度终于被彻底瓦解。村社制的瓦解使土地私有制日益发展，农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密切起来，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商业高利贷资本日趋积累，为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农村经济在殖民地经济体系中仍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基础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失去了生存土壤的印度教法，除非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否则，终究会丧失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