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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技术尚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以旧过失论的标准来确定预见可能性，问题还不大。但在高度工业化社会，过失犯罪日益复杂，旧过失论逐渐难以解决过失犯的违法性及责任的问题。对于一些有危险性的行业，如交通、医疗等，无论司机或医生，都对其行为可能产生结果有一定的认识，若依旧过失论，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或医疗事故，行为人都应构成过失犯罪。这样的话，凡是有危险性行为者都得予以禁止，这显然不适应于社会的发展。而且，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对于旧过失论所要求的具体预见，也逐渐成为问题。因此，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新过失论逐渐出台。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哥德·谢密特，日本的木村龟二等。其中心观点是过失不仅是责任的要素还是违法的要素，不是所有的不注意都能成为过失责任的原因，必须是违法的，即为社会所不容许的不注意才能成为过失责任的原因。过失的根据不在于过失这种心理事实，而在于行为人违反回避结果义务。注意义务虽然一般是指认识、预见的义务，在过失犯所重视的，则是不避免结果的发生，即不采取为避免结果发生的手段。在某种情况下，仅认识、预见结果，还不是尽了注意义务，应看行为人是否为避免结果发生采取了适当行为。只有不为避免结果的发生所要求的适当行为，才追究行为的心理的、主观的态度。只有在认识、预见的基础上，为避免结果发生而又实施了必要的外部行为，才能免于过失责任。可见，新过失论的注意义务内容不仅包括认识、预见的义务，而且还包括结果避免义务。以结果避免义务为注意义务重心的新过失论在理论界有相当的气势，其中的容许危险理论及信赖原则是十九世纪末由德国学者提出的，它们适应了当时德国发展的历史状况，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主要意思是：为了社会进步，对于一些危险的存在即使可能牺牲生命，也必须有人去做，即某种具有危险的行为，其对社会的有用性大于其发生法益侵害的结果，在一定范围被容许的理论。这种理论有时应用于高速交通工具、医疗技术、新药的问世等。由此理论发展而来的信赖原则具有强烈减轻回避结果义务功能，它主要应用于交通业。所谓信赖原则，是指当行为人实施某些行为时，如果可以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的场合，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过失责任的原则。从信赖原则体现出不要求行为人在行为时考虑到他人应注意的义务，即免除行为人预见他人实施不法行为而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参合容许危险理论及信赖原则的新过失论，出发点在于调和公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与社会生活、建设中发挥现代化工业事业作用之间的矛盾，缩小过失成立的范围，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状况。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公害现象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日本刑法学界提出了危惧感说，又称最新过失论或新新过失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日本的藤木英雄、板仓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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