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问题，本文认为形成权说的第三种观点较为可取。但是，此种观点并未对于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的受益人及转得人在撤销之诉中的地位加以说明。本文认为此时虽不能将其作为撤销之诉的被告，但由于其与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因而应将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且，此种观点在我国的适用尚须对我国现行强制执行方面的法律加以完善，使其得以完善应用于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属财产的执行。
（二）我国相关规定的评析
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我国合同法并未做出任何规定，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
二十四条对此作了规定：“债权人依照
合同法第
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只是以债务人为被告的，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由此可见，最高院将撤销之诉的被告限于债务人，至于受让人或受益人，则只能作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该规定不无道理，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关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定，一般以“受益人”进行表述，而我国合同法第74条则以“受让人”进行表述。一般认为，狭义上的受益人仅指因债务人的行为而直接取得利益的人，广义上的受益人包括转得人，即直接或间接自受益人取得利益的人。而受让人则指直接自债务人取得利益的人，从其文义上来看，受让人的范围还较狭义上的受益人为窄，仅限于经由双方法律行为而取得利益的人，不包括因债务人的单独行为（如债务人的放弃到期债务行为）而取得利益的人，从而使得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大为缩小。这是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设立的本旨相违背的，而且也将使得
合同法第
74条的规定发生内部矛盾。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补充了
合同法上述规定的不足，有技巧的将受让人与受益人并列规定，因而在解释上不应局限于受让人的文义，而应将受让人理解为大陆法意义上的受益人。然而，对于法释［1999］19号第24条规定中的受益人应作狭义上的受益人理解还是广义上的受益人理解，则区别较大。
我们先将法释［1999］19号第24条规定中的受益人作广义上的受益人理解。广义上的受益人包括狭义上的受益人（以下简称受益人）与转得人。在债务人单独行为时，债权人提起的撤销之诉应以债务人为被告，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第三人。在此问题上，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是，法释［1999］19号第24条仅将受益人或转得人规定为第三人，而未明确其究竟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是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文认为应将其理解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理由有二：首先，依据
民事诉讼法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区分标准是上来看，此时的受益人或转得人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次，该规定认为原告在起诉时未将受益人列为第三人的，法院可以追加其为第三人。由此看来，此时的受益人或转得人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对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法院不宜依职权追加，否则有干涉其行使权利的自由之嫌。在债务人为契约行为时，债权人提起的撤销之诉应以债务人与受益人为被告，有转得人时，因其与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因而应以转得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此时，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显然不合理。
我们再将法释［1999］19号第24条规定中的受益人理解为狭义上的受益人。如果债务人为单独行为，如放弃其到期财产等，此时仅以债务人为被告是合理的。因为自债务人直接取得财产的受益人并未做出任何积极行为，而只是消极的享受其利益，而且此时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不以受益人的恶意为要件。因此，此时应不以受益人为被告。而且，由于受益人与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应将其列为撤销之诉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此问题上，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在债务人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受益人具有主观上的恶意，而且其已与债务人形成了合同关系，受益人取得财产是于法有据的。债权人在撤销该合同之前，不得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因此，债权人撤销合同的行为，应当以债务人与受益人为被告。但此时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将受益人列为第三人，而未将其列为被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