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发展更加均衡协调。民营企业经营活力进一步释放，进出口比重由“十五”末的15.7%提高到25.2%。一般贸易进出口快速增长，占比由41.4%提高到50.1%。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增速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占比由8.3%提高到9.9%。
市场多元化取得新进展。对欧盟、美国、日本、香港四个传统市场进出口比重由“十五”末的52.7%降至46.9%。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占比提高，与“十五”末相比，对东盟由9.2%提高到9.8%，对金砖国家由4.9%提高到6.9%，对拉丁美洲由3.5%提高到6.2%，对非洲由2.8%提高到4.3%。同时，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成功签订和实施了一批自贸区协定。
外贸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以政府宏观管理、中介组织服务协调、企业自主经营为特征的外贸运行机制基本形成。以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贸易融资等为主要内容的外贸促进体系日趋完善。行政许可事项明显减少，许可证、配额、国营贸易等管理手段不断完善。建立健全了大宗商品进口协调机制和报告制度，成功开展了部分重点商品进口联合谈判。
（二）重要作用。
“十一五”期间，外贸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外贸进出口推动了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了竞争力。外贸在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资源约束、推动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扩大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据测算，外贸直接带动就业超过8000万人，其中60％来自于农村转移劳动力。2010年与外贸直接相关的海关税收达1.25万亿元人民币。石油、铁矿石、铜的年进口量均占国内年消费总量的50%以上。每年大宗农产品进口相当于节约了5亿亩耕地。5年累计进口高新技术产品1.6万亿美元，有力地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制造”增加了全球消费者福利，“中国市场”带动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外贸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企业研发、设计、营销和服务等核心竞争力不强，参与国际分工深度不够。出口产品质量、档次、附加值有待进一步提高，自有品牌和知识产权产品出口比重不高。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标准和价格谈判能力较弱，行业自律水平有待提高。贸易平衡的国别结构矛盾仍较突出，外贸发展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区域布局需要进一步完善，传统外贸发展方式与资源能源供应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比较突出，外贸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稳定外贸增长的政策、舆论、公平竞争与体制机制环境有待继续优化。
二、外贸发展的新形势
“十二五”期间仍是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保持平稳发展的难度增大。
